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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上龍
譯者：鄭納無
出版：大田
定價：新台幣250元
踏入零零年代，或許因為已經有一定的時間距離，不少人開始整理及分析八十年代以來的日本文壇狀況。其中較為突出及常見的一種論調，就是把村上春樹及村上龍對舉並論，因此而成的評論也屢見不鮮。不過由衷而言，我一直覺得兩人屬不同層次的作家，尤其村上龍小說蕪雜不純，優劣的起伏程度甚大，而且往往自我意識膨脹至令人難耐的地步。相對而言，我認為村上龍針對社會現實問題而發的小說，配合大量的調查訪談後完成的作品，一般來說耐讀程度較高。
對繭居族的關注
循此角度，我們可以發覺村上龍對日本社會所面對的繭居族困局，一直有長期及貫徹的注視。在名為〈科技與日本社會〉（2000）的文章中，他正面提出個人對繭居族問題的思考。村上龍認為繭居族出現的背景，是日本經濟的驚異增長及科技的進步，首先雙親若然沒有經濟上的餘裕，子女根本就不可能有條件成為繭居族。更重要的，是父母不僅提供飲食居所上的支援，甚至連一切的科技器材——由電腦至手電等均一應俱全，繭居族才得以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繼續若無其事地安然生活下去。
而他指出，除了在微觀上要有各方組織協作對繭居族提供援助外，更重要是日本人要在意識上有所覺醒。那就是日本必須要明白太平洋戰爭、戰後復興期以及高度經濟成長期等等，一切均已全然過去，大家要面對現實。全數國民已不會為國家而定出甚麼的宏大目標，彼此一定會轉移至設定個人目標的社會範式上去。倘若以上的轉變得不到正視，大家就會被龐大的科技資訊波浪所吞噬淹沒，而日本社會亦會陷入深度的迷惘中。
村上龍之後便以《共生蟲》（2000）及《最後家族》（2001）作為對繭居族的小說回應。《共生蟲》的構思較為宏大，以繭居族的少年上原為主角，透過他來展現對社會的復仇物語。他代表看不到未來的新一代，於是在網路上尋找到超現實的信仰寄託，而且更逐步以暴力去進行他的個人戰爭——把家人甚至網路上挑釁他的人殺害。不過日本的繭居族專家齋籐環則對《共生蟲》甚有保留，他認為此乃時代反映的產物而已，簡言之就是當中呈現的不過為「大眾媒體所反映的時代」，而沒有把繭居族的現實面貌加以精準刻劃。齋籐環甚至認為《共生蟲》只會令公眾對繭居族產生更大的誤解，因為小說的關鍵詞不過環繞「網路」、「繭居族」及「犯罪」三者，這一個組合正是繭居族問題在日本社會曝光且獲廣泛報道的初期，傳媒建構塑造出來的典型誤解梗式。換句話說，從正面的角度去思考是村上龍在幫倒忙，從負面角度去理解則得到他不過在趁火打劫而已。
《最後家族》的修正
不過僅時隔一年，不知村上龍是否感受到四方批評的壓力，於是迅即地以《最後家族》來回應，小說更同時拍成電視劇播放。今次齋籐環仍然有針對小說角色設定發出異議，他認為主角秀樹作為一名繭居族，基本上不應以喜歡以望遠鏡來偷窺鄰居來作為行為習尚特徵，因為從精神科醫生的角度出發，繭居族大抵不愛偷窺外界，此舉代表有機會受外界反過來左右自己的生活，而自己的繭居隱私也可能從而暴露。不過即若如此，齋籐環仍是以「嚴密的真實及極度寂寞的希望」來為《最後家族》加以解說。他留意到與其把小說鎖定局限在繭居族的角度審視，不如細察小說中內山家表面上各自離散的崩壞過程，或許是人生釋放以及家族再造的重生契機（父親秀吉被企業開除後，輾轉最後決定開咖啡店來迎接下半生；母親昭子遇上第二春，選擇與丈夫暫時分開且重投社會工作以思考人生；秀樹在企圖拯救隔鄰遭家暴的女性不成後，走出繭居攻讀法律；妹妹知美和情人往意大利遠走高飛）。我認為村上龍的確增加了現實實感，可是小說技法上仍見冗長及乏力（想在每一章用四名家族成員的觀點各自去把同一件事，以自身角度去敘述以見對照細節，但囿於呈現出來的面貌看不到深入的人性差異探索，變成形式化的累贅文本遊戲）。小說最值得深思及讚許的地方，是借律師田崎口中對秀樹加以當頭棒喝——想拯救受害人其實是配偶暴力的第一步，想拯救的思維模式因為沒有把對方看成為平等的人，所以很容易觸發暴力收場。所以內山家的瓦解，其實正是還原基本步，把大家視為平等個體的重設出發點。
此所以《最後家族》大抵是收集各方專家的意見，然後完成的繭居族小說，事實上後記也交代了大量的資料搜集過程，那當然可以修正了齋籐環所批評《共生蟲》的閉門造車流弊。不過反過來又成為了一種主題先行的小說創作，至於那是否屬你杯茶，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文：湯禎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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