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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大家」裡面談到關於對香港民間中國的回憶，談到唐君毅先生、錢穆先生，我家住在深水埗附近，回憶整個二戰之後，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90年代，我覺得香港扮演很獨特的角色，香港在寫作方面能夠保持民間的力量。小時候看報紙，主流的刊物都是以國民黨、共產黨兩大力量為主的，但是總是有一些民間力量在不斷地寫作，包括《明報》跟《大公報》關於中國要不要搞原子彈的筆戰，包括唐君毅跟錢穆在對中國文化的論述。政治之外，還有關於流行文化方面的論述，或文化娛樂方面的寫作，大家所熟悉的金庸或者是梁羽生、古龍這些武俠小說作家，他們能夠在香港建立對傳統中國的論述，還有很多想像。總的來說，香港過去在中國內地，甚至整個國共文化戰場都擔當一個角色，就是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往何處去。以前在冷戰時期，兩地的思想是南轅北轍，大家對中國的論述也不一樣，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到今天，兩岸的核心價值愈來愈接近。
剛才很多朋友談到我們有很多自由限制，用魯迅的話說我們還是帶著鐐銬來跳舞，但是如果我們的舞姿夠曼妙的話，是否可以跳出一個更新的舞蹈。我們談中文寫作，我們怎麼樣跟世界上最強大的英文寫作做一個對照。現在歷史上，全世界學習中文的人數是最多的，但是我們整個文字內容、所提供的論述、軟實力夠不夠呢？作為一個留學生，我發現在西方英文體系裡，它能夠有大量的學問、大量的能力來解釋中國，包括我們今天學中國歷史，我們學中國歷史的人到美國唸中國歷史是因為他有大量的史料，他有很多很強的方法去學。但是我們現在的中文寫作，我們有沒有能力寫西方主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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