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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教授凌逾為潘國靈最新小說集《靜人活物》寫的短評題為「睿思才慧巧筆墨」，你將這七字揣在心，讀完整本書，才品出其精準。睿、思、才、慧、巧，用以形容潘國靈的人同文字，再貼切不過。
書展一年一度例行公事，待到喧嘩熱鬧散盡，原來今年真正出自本土的純文學書寫，只得潘國靈一人。（當然年度作家要另計）他的第五本小說集《靜人活物》和首本全詩集《無有紀年》低調問世，卻都是極可觀的作品。
這個時代很吵，但他其實是靜的，有小說作者獨有的敏感怕生、像家貓，日常為人隨和，但一旦進入文字的世界便是完美主義者。秉持文學追求的作家今時今日算是稀有生物，我們便不妨藉四個關鍵詞去探究「書寫生物」潘國靈的文學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書寫者的屬性
不同類型作家，寫作路向各異，屬性也截然不同。
而以文學創作為追求的作家，始終是具有靈性的。在寫作中，他們看待這世界的角度有時顛倒，不是像啦啦隊那樣歌頌世界，而往往必須直面人生黑暗面——譬如人們避而不及的憂鬱、病症……。用潘國靈的話說：「文學其中的一種特性是不避。」繞不開那些罪惡、愧疚、甚至歷史創傷的題材。文學的力量又可以很大，力度過後，延宕自身。「所以怎樣變回到日常生活，有時是難的。」其中張力，他不敢說自己平衡到最好，但歷經長期的寫作過程，也算能游刃。
從根本上，潘國靈認為這是個人屬性的問題。「譬如有的作家本身不是沉鬱型，就很樂天，但也會有卡夫卡、Sylvia Plath、甚至梵高這類很敏感的創作者。」敏感到某個地步，既是藝術的天賦饋贈，又必須承受其中煎熬。
他在書展題為《「書寫的人」是甚麼生物？》的演講中精心召喚了一系列「書寫者」的形象，並分別以象徵性的空間作出闡釋。囚徒、修行者、病人、沉思者——從洞穴到修道院到療養院再到寫作的backstage，儼然一場心路歷程。潘國靈坦言，其中的所有形象與空間自己已全部經歷。自1997年正式發表小說至今，與其說已變得更成熟，不如說他在不斷向更深處走。「穿過死暗幽谷，才能得到寫作的幸福快樂。」初涉寫作時不會嘗到的快樂。
相對於詩人結社朗誦的「群聚」，小說作家顯得孤僻、孤立些。但儘管小說需要運用虛構，潘國靈的文字卻又非常真，他是不懂得在文字裡說謊的人，不懂文過飾非，沒辦法作狀一種情感或狀態又或世界觀與文學觀——那並不是reality意義上的真，但他面對的「真實」是文學。
《靜人活物》
有些作家集結短篇是純粹意義的collection，但潘國靈的短篇小說集，通常是階段性尋覓一個他希望找到的世界。從《病忘書》中對社會性病症的探討，到《失落園》更為個人的寓言與情境，他希望每一本都不只是結集，更各具特色，因而他的短篇集一定有個主題概念。
最新這本《靜人活物》，全部以「物件」為主。
他在想：「我們人的障礙已惟有用物做中介，以物化為歸宿。」於是有了《石頭的隱喻》—母親、兒子、兒子的女友，此間溝通充滿隱喻；又譬如《俄羅斯套娃》，已經失戀的男子用物件睹物思人—但按作者的話說：「那又是一段旅程，一場東北之旅，但它背後講的是民間傳說和男子自己的故事。」形式與內容結合得傳神，於是讀到結尾，「終於去到漠河，去到北極村，去到天邊星宿，消失如無形，如同所有的思念故事」。句子惻傷，卻亮麗至極。
人們用物件轉移精神，而「物」在文學上也易於發揮「陌生化」意義——原來竟能這樣書寫石頭、套娃……潘國靈用了一set「物」的意象作寓言手法，去講人性、講「存在」與「隱蔽」。
這一輯短篇作品的另個共同點，是其中許多角色都是「作家」或「書寫者」，最直白的隱喻莫過於《不動人偶》裡表演者自問：「表演藝人沒有觀眾還是表演藝人嗎？」
那麼作家沒有讀者還是作家嗎？
表演者就是書寫者。「作家都想有人互動，但他只能和一個櫥窗公仔互動，其實很悲哀，也有點反諷色彩。而最後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公仔——進入商品的世界，展覽自己，才會有人再望他。」
因已寫了六年多的長篇是以「作家」為主角，所以潘國靈近年都較關注「作家們」的主題，也所以這本新作中有這麼多「書寫的人」。他說：「我看了很多以作家為主角的作品，寫『作家』也是想透過作家看這個時代。為甚麼這個時代好像與文學越來越遙遠？」
「近年香港年輕人好像也開始思考起文化的價值，甚至even政治訴求，這方面我也覺得好，但又時常會想，那種能量可不可以轉化到閱讀呢？就譬如書展很多有意義的活動，一輪活動能量很高，但能不能真的引導人們靜心閱讀呢？」
大概在這時代仍然是艱難。
寫作的「後台」
寫作既為一門藝術，作家是否和表演藝術家一樣擁有後台（backstage）？
潘國靈認為：「寫作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後台差不多沒有表演性。」不似舞者或樂團擁有盛大backstage，作家的「後台」並沒東西可看——只是像羅丹那具《沉思者》塑像般膠著原地。「愈寫愈沉入其中，進入那個狀態。」
「寫作的困難，尤其在這個年代，是怎樣長期承受這樣一種狀態？但不承受又寫出好的文學作品。」文學不是緊貼潮流脈搏。潘國靈指出：「文學有一點背向世界的特質——你不能那麼參與世界。所以甚至有人說，文學家是慢半拍的人。他不是故意慢半拍，而是要有個距離。」不會在風口浪尖上多插一嘴，而是留待事件結束後再去書寫當日現場。「文學和這個時代的距離是很微妙的。」
但又不可不討論文學的雙重性。
「它有極大的封閉性，但封閉到盡，又要找到通向外在世界的通道——如果沒有那條通道，可能就被封死了。」
因而潘國靈擅寫城市生活，卻不是寫純粹消費主義，他在書寫中留有距離。他說自己「一直都不想純粹寫城市，因為早年受西方存在主義影響，所以很多看我小說的人雖然看到我寫的是城市（我一定不懂寫農村啦），但往往會看到裡面有對存在意義乃至虛無的探求。」這種創作風格，與內地的當代文學有鮮明差別——內地作家寫城市很淑世現實，但絕少觸及宗教性、及西方那種「上帝缺席」後的存在性質疑。
潘國靈說：「我自己希望一方面寫城市的實質生活，但另一方面不要只停留在社會層面，而要有『存在』的高度。」因他相信，文學始終應具有這種高度。
「長篇」夾縫中生存
小說集出到了第五本，不免讓人更期待他的長篇。
其實已開筆六年多，寫了幾萬字，很多碎片很多文稿，也有很多寫完不滿意的片段直接進了垃圾桶。「長篇和短篇有個分別，短篇除了形式多變，也更有可能靠爆炸力去盡量接近完美。但長篇很難達到完美，就算很好的作品，仍有可能其中某一章某一段寫得不夠好。」
香港再不是《酒徒》裡那個報紙同文學不分家的年代，報紙早已不登長篇。按潘國靈的話說：「現在寫長篇的人，全是靠自己在生活工作之外，還要有那口氣去寫。譬如現在放暑假，但當我剛剛pick up自己幾個月前寫的內容，又到9月開學，那股氣會被打斷。」但他仍會繼續堅持並希冀一兩年後長篇能夠完成——香港文學也正是從夾縫中這樣生長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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