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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泉忠
對日本而言，面對東亞區域的第二度歷史性國力逆轉的態勢，究竟是仿效1945年以前的德國，走與中國對抗的道路，還是仿效戰後的英國，與中國攜手，共同開創東亞的共贏新時代，還是尋求第三條路？
「中日2012衝突」之所以爆發，從中日關係及區域秩序的結構性變化的視角而言，乃中日兩國於20世紀末開始呈現國力逆轉態勢所造成的，2005年中日「歷史（認識）問題」的衝突也是在此脈絡下發生的。重點是兩國社會都仍未積極面對心理調適的問題，在此不安的過渡期，民族主義獲得了溫床並乘勢高度介入，導致中日衝突的激化。
從結構上尋求化解中日衝突的關鍵在於，雙方都應面對現在進行時的國力逆轉與東亞「中心更替」的現實所帶來的調適問題。
在重新成為「亞洲一哥」，並一躍迎來與美國並列「二強」時代之際，擺在中國面前的，不僅僅是如何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之間、在「反霸權主義」與「新海洋戰略」之間取得平衡，以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問題，更是在東亞區域乃至國際社會上如何構築起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人民如何樹立讓世人肅然起敬的大國國民風範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從「亞洲一哥」淪為「老二」的日本如何選擇未來的道路，則是無可避免的課題。遺憾的是日本社會至今仍未掀起相關的討論，除了鳩山由紀夫之外，歷屆政府與主要政黨更只懂得強化美日安保來尋求自保，而第二屆安倍政府雖然較有戰略，所走的道路卻是企圖拉攏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藉此圍堵中國，缺乏對構築亞洲未來和平秩序的積極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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