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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商業機構的勞資糾紛，屬於合同法的調整範圍。對於民事爭議，記協舉辦遊行示威，很不相稱。香港有《基本法》，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按《基本法》辦事，而不是搞無謂的遊行集會，耗費民力。
2月23日，香港記者協會發起「企硬反滅聲，撐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記協稱有六千人參加遊行，但警方說高峰期只有1600人參加。較真起來，在記協和警方兩者之間，必有一個為假，或者兩個皆為假，不能兩個皆為真。這在邏輯學上和常理都是如此。警方事務繁忙，當然不會在這些數字的小事上糾纏。記協卻不同，它有工作守則和操守，有追求真實的要求，自己公開的數據被警方的統計壓縮到大約只剩下四分之一，豈非大逆不道，豈不是「滅聲」！但為何有「無冕之王」之稱、立志作為香港第四種權力的記協不出聲，是否有損於記協「企硬反滅聲」的「崇高」形象，不如把遊行的目的改為「跪地不出聲」好了。其實，記協不出聲是有緣故的，自己說是追求真實，卻報大數，這是唯一可以解釋的。
遊行人數報大數不够專業
記協是每天都使用文字、以新聞報道作為職業、以此謀生的記者的組織。但對很多基本概念卻搞不清楚。記者追求的是新聞自由，並不是言論自由。從事政治活動、搞政情評論的人追求的是言論自由。兩者並不能劃上等號。當然，兩者也有一部分重疊，但老行尊是能分得清楚的。好像犬和狗，是有區別的，其分別在於爪子的成長，但也有重疊。又如下雪的概念，香港人說下雪就是下雪，有什麼好說的，但對愛斯基摩人而言，雪有數十種不同的叫法，這才叫有文化。筆者這麼說，好像有點吹毛求疵。但記協聲稱是專業職業，市民自然可以以專業的標準來要求。
如果不是這樣，記者就不能成為被人崇敬的職業。筆者偶而看到，記協去年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投訴報告，說內地和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如何如何。該報告還引用了中國憲法第35條有關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規定。出版是指publication，新聞是指press。記協卻把出版自由說成是freedom of press。沒有書法根底的人，就會把馮京作馬涼；沒有憲法學根底的人，就會把出版自由當成新聞自由。這種不查憲法原文，只看翻譯文本的人，就顯得不夠專業。以這樣的本領，想做「無冕之王」，想擁有對行政、立法、司法行使監督權力的第四種權力，可能想昏了頭。
為「小爬蟲」示威壞了招牌
記協號稱「企硬反滅聲，撐言論自由」行動的其中一個主角是李慧玲。她是被商台解僱的前節目主持人。李慧玲被商台解僱，是典型的商業機構勞資糾紛，是僱主僱員的分歧，即使是辦公室政治，無論如何，都屬於合同法的調整範圍。如果商台違約，商台要負責賠償；如果李慧玲違約，李慧玲要負責賠償。沒有理由李慧玲可以炒商台，商台不可以炒李慧玲。如果李慧玲向記協求助，記協幫她拿回公道，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對這種民事爭議，記協要舉辦遊行示威，很不相稱。李慧玲在大會上揚言：「寧願做小爬蟲，都不作應聲蟲。」「應聲蟲」之外，人類還有更多的、更好的、更高尚的選擇，李小姐寧願做小爬蟲，比「應聲蟲」好不了多少，請諸位評判一下。記協為「寧願做小爬蟲」的人舉行示威遊行，恐怕是壞了記協的招牌。
參與記協遊行示威的還有3年前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倖存者易小玲。筆者曾在媒體評論說，菲律賓政府沒有盡到解救人質的責任，有違反國際公約的行為。易小玲之所以能得到賠償，如果筆者的分析是正確的話，是中國政府外交努力的成果，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積極介入的結果，這與記協所謂的「新聞自由」何干呢？
搞遊行集會不如依法辦事
記協帶領的遊行隊伍到特首辦舉行集會，要求特首兌現2012年2月競選時與記協會面時簽訂新聞約章的承諾。這好像有點法國思想家盧梭《民約論》（《社會契約論》）的意思了。《民約論》是1762年出版的一本思想啟蒙著作，其思想源於古希臘的直接民主，根本思想是社會秩序來自原始的、樸素的國家和人民的約定，這種思想有部分在法國《人權宣言》和美國《獨立宣言》得以反映。這是兩、三百年前的舊事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如果要乞靈於《民約論》，那可真麻煩了。香港有《基本法》，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按《基本法》辦事，而不是制定什麼約章，搞無謂的遊行集會，耗費民力。
最後附帶提一下劉迺強先生，他是資深的傳媒人，突然被《信報》停了專欄。劉先生向記協投訴，記協應當受理。《信報》沒有說明原委，劉先生自然難以判斷是哪一篇文章出了問題。劉先生與《信報》關係長達40年，既然記協以「反滅聲」為宗旨，記協受理後進行調查就是了。筆者也是過來人，雖然爬格子20餘年，沒有劉先生的時間長，但也經歷過被停專欄的事。多年前有朋友問筆者，為何不向《信報》、《明報》投稿？筆者說，凡有敏感話題，投過而不登，這是不是「滅聲」呢？香港媒體環境本來就是惡劣的，回歸後還是如此，未能隨國家恢復行使主權而改變，反華、反共、賣國邪氣甚盛，堪稱世界一大奇觀。但筆者沒有投訴，當作看戲、長見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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