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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鍾期榮(左)參加樹仁大學四十周年校慶留影。右為校監胡鴻烈。資料圖片
余綺平
離開樹仁書院三十多年了，想起當年在跑馬地小洋房校舍的讀書日子，快樂難忘。鍾期榮校長穿着一身優雅旗袍，躲藏校門旁的露台隱蔽處，捉拿上課遲到學生。她像母親和孩子捉迷藏，捉到了，先板起臉孔嚴訓一番，再柔聲細問學習情況。四年的讀書生涯，就在校長軟硬兼施的教導下，轉眼度過。
日前驚聞鍾校長離世，當年的點點滴滴湧上心頭。
最後一次去寶馬山校園宿舍探望鍾校長，她坐在輪椅等我。問她：「還認得出我嗎？」校長緊握我的手不停地點頭。怎會不認得呢？跑馬地校舍像一個大戶人家，孩子（學生）的名字她全叫得出來。
在樹仁大家庭裡，我是反叛不羈的「壞」孩子，校長早已牢記我的名字。入學時我選修中文系，讀了三個月，被湯定宇教授的《古籍導讀》嚇怕。古文艱深難讀，我向兼任新聞系系主任的鍾校長要求轉修新聞系，理由是「本人資質愚笨，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校長聽完臉色一沉，厲聲反問：「新聞系是避難所？專門收容資質愚笨的學生嗎？」
校長拒絕批准轉系。和她糾纏一年，她觀察了一年，知道我的性格確實「不按本分」，終於答允。簽批當天她語重心長地訓導：「讀新聞系要中英文兼優，要認識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頭腦靈活明辨是非。」她的說話我終身受用，常以此鞭策自己。
為了教導我這個反叛孩子，校長曾經「召警」捉我。
當年校方派發的成績表必須由家長簽名，我出身單親家庭，自小跟隨父親生活，他卻經常不知蹤影，我被逼冒充父親簽名。鍾校長察覺，多次警告我冒簽屬違法。最後一次她在教務處訓斥我，見我低頭不語，以為我頑固撒賴，急起來一手抓起桌上電話要報警。
我「哇」一聲驚哭起來，差點跪倒懇求她手下留情。她見我如此恐慌，像有難言之隱，便拉我進校長室聽解釋。我將家境道出，愈說愈冷靜；校長卻愈聽愈傷心。最後淚汪汪的，反而是心腸善良的鍾校長。
從此校長順理成章地當起我的「母親」，嚴管言行衣着。當年女孩子流行穿短裙，長髮及腰；而跑馬地校舍位處成和道斜坡末端。鍾校長躲在校門抓獲我，連聲追問：「你的裙子剛好蓋過屁股，怎樣走斜坡上來的？有人跟蹤嗎？你還蓬頭散髮。」
她批評我的短裙，其實我暗地裡也「看不慣」她穿的旗袍。課室裡的冷氣機壞了，她二話不說搬來椅子，拉起旗袍，爬上椅去修理機器。有一天她就在我書桌旁修機，我清楚地看見她旗袍下的絲襪有一個破洞。後來開始留意這些洞子了，有時候在小腿，有時候在腳踝。我看不慣，心裡嘲笑校長也太節省了，穿破襪做電工。
當年少不更事， 不清楚鍾校長和胡鴻烈校監是散盡家財來開辦樹仁書院。事實上，他們也沒將學校的經濟情況掛嘴邊。我們就像一群不知道父母謀生困難的孩子，只懂得埋怨「吃」不好--學校設備不足，新聞系沒有攝影器材，連一個沖曬黑房也沒有。
父母當然不會讓孩子捱餓；樹仁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起來，搬進了寶馬山。但鍾校長還是穿那些幾十年不變的旗袍。
鍾校長凡事親力親為，為了替新聞系學生爭取實習機會，她經常親自登門拜訪傳媒機構主管。升讀四年級的暑假，她替我們爭取到去《星島日報》實習。上班第一天，校長交給我一封她親筆寫的答謝主管信--內容用上「感同身受」的恭敬語。
當年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剛巧在香港開會， 《星島日報》是協辦單位。他們從眾多大學和大專的新聞系實習生裡面，選中我去負責接待由台灣來開會的傳媒老闆。我將消息告訴校長，她喜不自勝，千叮萬囑地要我緊記，這是一個向傳媒前輩學習的難得機會。她還提醒，我是代表樹仁去工作。
最後我令她失望，還傷透了她的心。
那天我接待台灣傳媒大亨去參觀邵氏片場，坐在我身邊的某報老闆，公然向坐對面的某女紅星相約酒店會晤。他寫給她房間號碼的那一刻，我噁心地憤然離座。
翌日向校長說詳情， 像女兒向母親撒野一樣，刁蠻任性。「你不是叫我向老前輩學習嗎？我學懂了。」校長聽後一言不發，呆了半晌，最後吩咐我寫報告解釋。
報業協會的告別酒會在酒店舉行，原本選了我登台獻花，我沒有出現；事前沒知會協辦單位，校長更不知情。我猜測，校長事後一定收到投訴電話，她也一定寫了許多道歉信。
實習報告呈給校長，她沒有半句責罵，只說：「將來你出社會工作，必定碰上更多醜陋的事物。」
青春年代的反叛和無知， 難免犯錯，校長一一包容。
四年級我擔任了樹仁學生報《仁訊》總編輯，經常和校長產生矛盾衝突。她限制報紙內容，禁止報道過激議題；她要發稿前審稿，小樣大樣看完一遍又一遍。她像檢查孩子的功課，連標點符號也糾正。我厭煩極了，也像孩子一樣詛咒母親，期望自己快高長大，脫離她的「魔掌」。
畢業了，她仍然想「控制」我。不過，這一次我終於掙脫她，可以「健康成長」。
畢業了，我拿着胡鴻烈校監親筆寫給《成報》何文法社長的推薦信，去《成報》任職記者。當年樹仁寧願放棄政府資助，堅持不改「二二一」制度，我返回母校，採訪校長。
她遞給我一份新聞稿，說：「就按這些內容登報吧。」我說：「不行，你是用文言文寫的。我要按我的意思訪問。」她臉露不悅，說：「那你寫完稿先給我看。」我說：「不行。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寫。」她不再出聲。
文章登出來，立刻拿給校長。她看完後稱讚我寫得不錯，我答：「是你教出來的。」她笑得很開心。孩子長大了，母親應該放手讓她高飛。
鍾校長繼續寫她的新聞稿。當年樹仁沒有公關部，學校的課程安排和活動，全由校長親自寫稿發放。她寫給報社老總懇請安排版面登稿的信，自謙稱為「晚輩」；其實她比他們年長得多。許多年後，曾經再看到她的「鱔稿」，仍然寫文言文。
最後一次被鍾校長斥責的那年，我已經四十多歲了；在母親的心底裡，孩子永遠長不大，隨時訓誡。記得那一天，她吩咐我將一些資料放在教務處，給許賜成主任保管。我驚訝地問：「許主任還在？」我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守門大將軍。
校長聽到我的疑問，很生氣。「你說『在』的意思是什麼？年紀大了就不能工作嗎？你說話總是沒規矩，我的年齡比許主任還大一截。」是的，鍾校長仍在當校長，她為樹仁瀝盡心血，直到她離世的那天，九十四歲。
校長安息。倘若天國能重聚，盼望你從茫茫人海裡，依舊認得我們，叫出學生的名字。 （作者為本報前駐英國高級記者、副刊部前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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