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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的命運》
作者：樊樹志
出版：中華書局
論述明代文人的命運，是個誘人的話題。明朝的皇帝大多沒什麼文化，文人們的命運自然就比較微妙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樊樹志教授的這本書，是對明代著名文人生命歷程的研究力作，以個案分析式的方法，對明朝十七位文人進行了論述。不僅資料詳實，筆觸細膩，而且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極具可讀性。
文人士大夫具備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於是就有了現實的舞台上，允許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作者論述錢謙益：「雖然修齊治平是每一個傳統士大夫都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實際上，並非每一個學問淵博的文人都適合從政為官。」文人並不一定要從政為官，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正如錢謙益寫的高攀龍神道碑銘所說：「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但他卻忍不住一再渴望從政為官，最終演繹了：「因為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卻被政治所玩弄，直到被政治所拋棄。」的悲劇。「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直面臨兩難的選擇，剛直不阿，定為當道所不容，曲學阿世，則為後世所不齒。有明三百年，直如弦，死道邊的士大夫前赴後繼，曲如鈎，反封侯也代不乏人。充分體現了士大夫個體的價值觀與道德取向。」從明朝開國時的劉伯溫、宋濂，直到明末一塌糊塗腐敗現實中的錢謙益，並沒有像姚廣孝對朱棣說的那樣，殺了方孝孺，讀書種子就斷絕了。而這些前赴後繼的文人，在與現實的碰撞中形成的張力，正是本書的精彩看點。
看一本書是不是有「營養」，除了看提供的思想火花，還有知識性的一面，如作者介紹了何大成的《唐伯虎先生外編》，證明了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並非小說家所言；對於一些學者批評東林書院的黨爭弊病，也用《東林會約》等證據做出了否定的判斷；而王陽明之所以在龍場驛靜坐頓悟，是因為那裡沒有書，以及他的「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的不容於世的論述，也都讓人受益不淺。
此書還有《沈萬三事跡考辨》一文。沈萬三不過是一富翁，所以放在了附錄裡，但這一畫蛇添足之舉，卻是作者看走了眼的結果。其本意是指出顧誠教授《明朝沒有沈萬三》的「結論並非毫無根據，卻難以令人信服。」但他自己卻重蹈了覆轍。顧誠教授把文士沈達卿與沈萬三後代的沈達卿混為一談。但明人陳基《夷白齋稿》載：「檇李（嘉興）沈君達卿，起家儒林」，就把他作為論據的中高啟《寄沈達卿校理》；楊基的《雨中懷沈達卿、茂卿》；還有姚廣孝為沈達卿所建《清安堂》寫銘和序的事，反過來說明了此沈達卿非彼沈達卿。樊教授則說：周莊的沈廳是沈氏後人在乾隆年間建造的。而明人劉昌的《懸笥瑣談》記載：「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製爾。」
兩位教授都沒有注意到打開沈萬三之謎的鑰匙，在明人高士奇《天錄識餘》的一段話：「洪武初年，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而每等之中又有分等，鉅富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即為秀之三者。」莫旦的《吳江誌》明言：沈萬三（沈富）在張士誠據蘇州時就死了。而其弟沈貴，則去終南山隱居，這應該是可信的。但明朝人還是繼續說：「南京的沈萬三，北京的枯柳樹。」明人筆記《蓬軒吳記》還把沈萬三誤認為是排行老三。「沈萬三」是指一富戶人家，這也是「揚名立萬」的由來。沈萬三的傳說雖然有些撲朔迷離，但從沈家人的墓誌銘，以及其姻親莫旦等人的著作中，還是可以大致了解沈家真實情況的。
陰太山的《梅圃餘錄》說：「張士誠稱王，勒萬三資犒軍，又取萬三女為妃。」與張士誠周旋的，是第二代沈萬三沈榮、沈旺等人。明朝建立後，沈家又舊戲重演，除了送錢糧、出資築城，還玩犒軍的舊把戲，但情況不同了，朱元璋明白文化和財富是可以與權力抗衡的。要不是馬皇后說了：「民富敵國，民自不祥，天降滅之。」提醒朱元璋慢慢消受，他們當時就被滅了。
一個農民想要在元末動盪的時局中驟然發財，除了意外之財，無外乎勾結權勢。所以沈萬三的聚寶盆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難以明言的生財之道，這也是一個意味深遠的寓言。應該說，務農是沈家最初的基礎，陸道原分財應該是關鍵。
莫旦的《吳江誌》、明中期楊循吉的《蘇談》等書載：汾湖富家陸道源家，將財產分給了幫他打理的沈富和葛德昭兩家。陸道源看到了動亂中財富的危險而選擇了放棄。當時還有無錫的倪雲林、崑山的顧阿瑛，朱元璋時有嘉定的萬二都是如此。沈、葛二家後人分成「四葛四沈」，沈旺和第三代的沈玠當了不敢要俸祿的小官，最終都逃不掉被牽扯進朱元璋一抓就靈的「胡藍案」中。第四代沈德全時，連同沈旺等都被一鍋端了。聚寶盆招來了財富，也招來了滅門之禍。王世貞的《明史·佞幸傳》說：其後人沈文度拿錢財去投靠宦官紀綱，說明朱棣時沈家還有漏網之魚。「四沈」並非被一次性處理，說其後人被流放到了雲南和遼陽，都是說得通的。
《明代文人的命運》一書由中華書局於2013年8月出版以來，受到了許多愛書者的好評，讀起來也確實會感受到作者「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發，個性的張揚。」■文：龔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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