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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
一年內，在港見到王蒙先生兩次，覺得他不僅是大作家，更是幽默大師。去歲四月十五日晚，先生在灣仔會展中心演講「我的文學人生」，將文學形象比喻為花生豆，牙齒好但沒錢時買它時可以想像享受到吃它時的感覺；牙掉了但有錢時，則可以想像到吃它時的快樂。說到為慶祝自己八十大壽和文學創作一甲子，他要出版一千七百萬字、四十六卷本的《王蒙全集》，但要想將其搬回家可不容易，他特意配備了拉桿箱方便大家運輸。
第二次見面是前不久的一個晚上。他受香港作聯之邀，蒞港出席「華文文學在世界的傳播--第二屆兩岸四地華文文學講座」。第一眼望他，發現先生略顯憔悴，心想畢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一開始，王蒙坐在主席台上，我右手鄰坐一位端莊優雅的女士輕聲說：「王先生太累了，可別打瞌睡啊！」原來，她就是王蒙先生的新太太單三婭女士。
與去年「我的文學人生」時侃侃而談相比，先生對「城市與文學」講得不多，只是強調「只要人還在用文學表達情感和記憶，文學就不會消亡」。講真的，先生的「表現」不像一年前那樣揮灑自如，我略感失望。但落座後，餐桌上的王蒙像突然換了個人，他的詼諧、幽默和睿智像一根火柴，立刻點燃了餐桌上的氣氛。他先向身旁的作聯會長潘耀明大吐苦水，「潘會長，不管你高興與不高興，我都要提抗議，講話前一定要吃飯，餓肚子講話哪會有精神。」他還透露了一個「秘密」，先吃飯後講話大概是遺傳了父親的DNA 。他的父親是北大哲學系教授，「飯前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但吃過飯後，特別是一頓美餐之後，一定會神采飛揚，妙語連珠！」原來如此，我這才找到先生幾分鐘前無精打采的原因了。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簡直就是王蒙先生的演講主場，所講的俄羅斯笑話，讓人忍俊不禁，比主席台的演講精彩許多。一個笑話說的是：蘇聯赫魯曉夫時期鼓勵多生育，如果一個家庭生十個孩子會獲得「英雄母親 」稱號，並獲得一筆數目不菲的金錢獎勵。話說一對夫婦生了九個孩子，只差一個就可以當上光榮的「英雄母親」，一天丈夫壯着膽對妻子說：看，你只差一個就能當「英雄母親」，拿到一大筆獎勵了。我年輕時去中亞處女地墾荒三年多，在那裡有一個相好，生了兩個孩子，把他們接回來的話，就可以湊足十個了。沒想到妻子大度地說：這有什麼呢，領回來吧！當丈夫興高采烈地把孩子領回家後，發現自己的孩子少了兩個。這時，妻子神秘地告訴丈夫：「你去墾荒不在家時，有兩個孩子的爸爸是別人，現在讓人家給接走了。」
王蒙講完這個故事，他自己和大家一樣笑得前仰後合，繼續大聲評論道：「蘇聯女人真給中國女人爭氣啊。這真是女權主義的勝利！真給中國的女人們解氣！」望着王蒙笑得像孩子一樣開心，你很難想像他年輕時就被打成「右派」，在偏僻荒涼的伊犁農村一待就是十年，文革後又經歷從文化部長回歸作家的「鳳凰涅槃」。單三婭女士小聲說：「你看王蒙高興的，他就喜歡講笑話，吃了飯，講起笑話來什麼都忘了！」
我不禁想起曾讀過王蒙一篇短文《我喜歡幽默》：浮躁難以幽默，裝腔作勢難以幽默，我希望多一點幽默，不僅僅是為了一笑。一個沒有幽默的國家是難以存活的，就像一個沒有幽默感的人是難以存活的一樣。毫無幽默感，誰敢跟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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