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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畢飛宇上月來港，參與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
著名作家畢飛宇上月來港，參加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精神奕奕的他與記者談起他的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以及如何書寫這一段鄉間成長的少年時光。■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提供
造日子
去年，畢飛宇在內地出版了《蘇北少年「堂吉訶德」》，這是他的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用碎片式的結構記敘了自己在蘇北鄉間的童年生活。書賣到台灣，名字變成了《造日子》，少了點直白，卻一樣爽辣野莽。問起這兩地的書名，畢飛宇忍不住笑起來：「其實就是因為我好說話。」原來兩個書名都是編輯起的，畢飛宇只求寫書的過程開心愉快，寫罷，其他事情懶理。
「某種程度上我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寫完基本我就不管了。」對書外事一貫灑脫，但對書裡的內容和語言，他卻忍不住「龜毛」。《造日子》大概11萬字，七八個月寫完，畢飛宇說自己平時寫作速度很快，幾乎都是一氣呵成，之後卻會花很多精力來認真修改。「我熱愛修改東西，一個東西通過一點點的變化看到質量有所提升，你會很高興。這個事情就和一個自認長得漂亮的姑娘在那化妝是一個道理。」他甚至會仔細推敲句子中字詞的音韻和平仄，無比享受其中樂趣。
書出版後，好評如潮，還一下摘得了幾個散文獎。畢飛宇卻笑言每次去拿獎都是「厚着臉皮」，因為創作時自己腦子裡並沒有「散文」這個概念。「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不是就叫散文，和我以前的文本的語言相比，這本書是非虛構的。至於有人覺得他是散文，是美文，都和我關係不大。」
記錄自己的成長故事，是畢飛宇心中一直有的念頭，選擇去年完成，卻是因為上海99讀書人的邀約。出版社策劃了一套叢書，請來不同作家為今天的青少年講述幾十年前的少年的生活，這選題對畢飛宇來說別有意義。「我這麼一個鄉下長大的人，又在文革中度過少年，那個生活模式對現在的孩子來講不是一個過去了四十多年的事情，而是一個文化形態、生活模式都天翻地覆的生活情境。」
記錄那段時光，對他來說有不可迴避的理由，文革自然是其一，自然生態的巨大改變則是另一個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重現當時的那種原始生活狀態。「沒有電，每家每戶的鋼鐵除了鍋和灶、斧頭就基本沒了，一家的鐵加起來可能還不夠五公斤，剩下來的東西都是極其原始的。把這樣的生活寫出來給現在的孩子看，真的有意義。」
這物資匱乏的原始生活在畢飛宇的筆下，感動中夾雜着詼諧。可這回憶的過程，畢飛宇坦言其實並不開心，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悲情。「我的父親是作為右派被送到鄉下去的，我出生的以後，在小村子裡面，生活是很糟糕的。那時剛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過來，物質條件僅僅滿足於溫飽，我怎麼可能懷着一種幸福和愉悅來面對呢？」但他並沒有選擇用悲情或控訴的筆調來書寫，反而盡可能地回到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中去。「所謂悲情也好，艱難也好，這都是我長大以後有了生活的對比後得出的邏輯判斷。雖然我那個時候，沒有過過一天幸福的、現代的生活，但每天可以吃三頓飯、冬天沒有被凍死，生活就滿足了。所以以我童年的感受來說，每天都很快樂。只是回頭去看的時候，是不堪回首的。問題是，我選擇怎樣的一種情感去籠罩這個敘事？既然是非虛構的，那就要誠實。既然那個時候童年和少年的我感到的是快樂，就盡量用快樂的語調去訴說，即便是不堪的，即便是悲情的。這不是一個個人喜好的問題，而是誠實和歷史感的問題，也是書寫者的倫理問題。對我來說，真實是第一位的。」
對文學的理解越來越樸素
畢飛宇的父母都是鄉村教師，比起同齡人來說他更早開始接觸閱讀，父母對他的語言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對他來說，出生在這麼一個家庭中，到了中學自然就變成「小文青」，後來會選擇中文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這樣一個家庭，由於特別的境遇，是無根的，沒有故鄉的。在這謎一樣身世的家庭、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的家庭中，特別渴望通過虛構來滿足自己，出小說家，太正常了。」
雖說如此，高考時選擇中文系，還是讓父母大吃一驚，對他們來說，作家是課堂上書本中的人物，太遙不可及了。可畢飛宇還是讀了。和當時的文藝青年一樣，他留起長髮，穿着喇叭褲，聽着流行歌曲，寫着朦朧詩，不久以後也開始着迷西方的現代主義。「就是『作』嘛。」他笑着說，「文青嘛，滿嘴說着大家聽不懂的概念，目光茫然、憤世嫉俗，骯髒。那時洗浴條件差，一個星期才能洗一次頭，特別髒。大喇叭褲的褲管永遠在地上掃地。但自己覺得特別帶勁。」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一批青年寫作者熱情洋溢地開始學習歐洲現代主義，開始「先鋒」文學的創作。蘇童、格非、余華這些日後被認為是「先鋒派」代表人物的青年作家們都在這個時候紛紛發表了自己試圖打破常規的文學創作。畢飛宇也常被歸於「先鋒」一派，他卻覺得這個稱謂放到自己頭上不算確切，「在我開始嘗試用先鋒去寫的時候，前面已經有範文了，而且我先鋒寫作的時間也比較短，大概是到90年代中期就放棄了。」在他看來，那代作家在進行先鋒創作的時候其實都還很年輕，真正代表自己的作品其實還未產生。「我認為一個小說家的成熟是在40歲後。」當時有許多人模仿博爾赫斯與馬爾克斯，「有的人模仿更接近，有些人更多體現個人特徵。但在時空的處理上都是魔幻現實主義，語言風格都是自己不知道屬於甚麼風格的翻譯腔語言。整個先鋒時期，我們的手其實都沒有找到我們的嘴，很長時間之後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如何說話的，知道真正的漢語是如何用的。」畢飛宇說，在1994年前後，他開始放棄先鋒風格的寫作，但之後仍舊經歷了5、6年的摸索，直到寫《玉米》的時候才「清晰感覺找到自己的嘴了。」有種「踏破鐵鞋」的感覺。
隨着創作經驗的累積和年紀的增長，畢飛宇說自己內心對文學的理解愈來愈樸素，「二十多歲的時候，不甘心把文字、小說寫得那麼簡單。其實這個不甘心是借口，實際是沒有能力寫得那麼簡單。」現在的他，有時甚至希望在作品中弱化自己鮮明的語言風格，「總是想改變，總想看看換個風格是不是好些。」
在蘇北的鄉村中成長，到揚州讀大學，再定居在南京，畢飛宇說如果再讓他選一次，南京仍是最好的選擇。這不僅因為這老城的包容感，還因為南京人對所謂「貧窮」的態度。「南京比較窮，經濟沒有那麼發達，人與人的判斷也不以金錢的判斷來衡量。你一個很窮的人，一個靠寫作也掙不了錢的人，在南京不會被人鄙夷。在上海如果太窮，可能找對象都有問題。但南京人對貧窮沒有羞恥感和恐懼感，可以讓你安於清貧。我在南京寫作，心平氣和，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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