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語鏡子 作者：鄭也夫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文：龔敏迪
翻開扉頁，看到作者鄭也夫的自我素描：「懶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卻有潔癖。」就把這本《語鏡子》裝進了購物籃。語言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幾乎再也找不到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將其審美趣味的中心牢固地放在語言之上」。文人墨客自不必說，就是中國的普通民眾，也在聊天、侃大山、說俏皮話、打情罵俏、黑色幽默中，用語言文字愉人悅己。作者指出「把絕大部分美學智慧都投入到語言娛樂中的民族，其日常用語幾乎準確無誤地透露出他的性格、他的心理、他的環境、他的社會。」這就讓人不得不再一次重新審視本民族如此重要的獨特語言文字了。特別是，「進化的過程中人類日益把自己置於人造環境中，精神上則更深地陷入語言符號的系統中，大自然的直接啟示日益淡化」的當今社會，從流變的語言文字中發掘社會價值觀的歷史走向，自然就如同開發了一座富礦。
在這本語言文化類雜文集中，作者自如出入於語言學、社會學、生物學、歷史學諸多學科，從法國大革命對語言的大規模清洗，到「文革」貽害至今的語言烙印；從司空見慣的官腔、黑話、國罵粗口，乃至民謠、兒歌等的看似不經意處入手，揭示出語言作為活着的歷史，其中反映出社會人心的價值變遷。既具獨特的學術底蘊，又不乏批判性和趣味暢讀性。
對革命成功後，剛好出現高級幹部休掉「老婆」，另擇「愛人」，使「愛人」堂而皇之地成為配偶的主要稱謂的分析。以及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社會是發展中社會，男女平等卻走在全世界前面，這使得我們未能找到現代化的『和諧』，又失去了傳統的『和諧』，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一種不公平的經濟分配迷惑了女子們，使她們形成一種不恰當的心態：無根據地自傲，大事做不了，小事不去做。」就很有趣。1949年以後想要大力發展經濟，但科學技術落後，又沒有資金，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毀了傳統家庭，把婦女趕出家門就得到了大量勞動力。但這樣是否真的促進了婦女解放和社會進步，確實仍然是個深刻的問題。
「政治革命總是不放過社會語言的，革命家總是企圖以新的社會語言營造新的氛圍。」推廣了「同志」的稱謂，可是「並不能消除社會成員間的深刻差異，也不能改變多數人工作的性質和動機。」嘴巴上「同志」，一轉眼就你死我活了，所以徒具庸俗化的欺騙性而已。封建官本位意識頑強存在，「更沒有一種神聖的氣氛使大家在真理面前忘卻身份、赤誠相見、平等相待」的可能。「一些失意的老人為補償其失去的年華仍頑固地佔據着各領域中的權力地位。」中國語言的豐富層出不窮，比如退休，可以分別出「離休」來，那就不是享受平等的退休待遇了。「出於私心，利用既得權勢鞏固把持的結果」怎能輕易放棄？「權、勢、財、聲望，一切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是做官。」但錢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一文中說：「其獲用於上層政治者，在學術上僅屬第三四流以下之人物。」實際情況也往往是「真為士，即不得大用。獲大用者，或多非真士。」那麼，有什麼了不起的呢？如此分析，不能不說是異常犀利的。
其他如「棒」、「吃了嗎？」等的解釋也很有意思。清康熙時人王一元在《遼左見聞錄》說：「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齒於齊民」。但讚人「棒」，應該是說他在某方面比較強勢。「棒」的詞源是努爾哈赤佔了遼東，常有人被漢人棒殺，所以他多次命令士兵必須結伴而行。入清以後「棒客」、「棒子手」就都成了土匪、強盜的代名詞，「馬棒」即騎馬之賊。「棒子」之意，也謂賊人之子。雖然不能完全同意「為什麼聞名於世的中華民族選擇了『吃了嗎？』這樣粗俗的問候語？」的說法，但作者對於國人常常陷於一亂一治的苦難中，也重複着饑饉與近於瘋狂的吃，這種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自秦以來，繼承的法家思想都不願意看到民富足，所以一遇到動亂，吃就成了最大的問題。但「吃了嗎？」應該也與唐代丹霞禪師有關，有僧人來見，他問：「吃飯了也未？」回答是：「吃飯了。」於是他不客氣地問他：「將飯來與汝吃的人，還具眼麼？」僧人受人施捨，如果什麼都不知道，那麼供養你、給你吃飯的人不就是瞎了眼嗎？所以這是一句作為「公案」的禪語流傳以後才形成了的問候語，似乎不能簡單認定其為粗俗。
《語鏡子》一書2014年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鄭也夫在2013年就先後出版了《吾國教育病理》、《科場現形記》、《雙城記》等著作。他的高產和對歷史、現實批判的深刻，讀來常常令我為之傾倒。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