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法國文壇向來有學院派的傳統，不少大作家的作品晦澀難懂，是專業評論和大學教授的陽春白雪，卻不是法國人會在夏天帶去度假的伴侶，也不是每年九十月份的文學「回歸季」讀者們湧向書店的時候瘋狂尋找的對象。莫迪亞諾則不是這一類作家。在諾貝爾獎之前他已經是法國和歐洲各大文學獎項的寵兒：羅傑-尼米埃文學獎（1968）、法蘭西學院大獎（1972）、龔古爾文學獎（1978）、奇諾·德爾杜卡世界獎（2010）、奧地利政府歐洲文學獎（2012）。但即便沒有任何學院素養的普通讀者也能將他的作品讀得津津有味。
他的語言淺顯易懂，並且往往借用了偵探小說這個通俗讀物的外殼，令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就被他裹挾到筆下那個神秘斑斕的世界中去。而他的成功也早已突破了純文學的範疇。常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74年他為新浪潮導演路易·馬勒編劇的《拉孔布·呂西安》獲得了包括奧斯卡和英國電影學院獎在內的獎項，而他在1988年與漫畫家桑貝合作的兒童插圖讀物《戴眼鏡的女孩》令所有的讀者都對那個住在巴黎北站附近、透過厚厚的眼鏡觀察世界的小卡特琳難以忘懷。甚至，如果熟悉法國文化的話，我們還會記得他為香頌女神馮絲華·哈蒂寫過那首 「Étonnez-moi Benoit!」的歌詞。
作為莫迪亞諾的愛好者，我因為喜愛另一位法國作家喬治·佩雷克而碰巧成為了他的讀者。因為和佩雷克一樣，莫迪亞諾的小說世界裡是無盡的回憶和同樣無盡的對於過往的追索。無論是《星形廣場》、《環城大道》裡的猶太人，還是《尋我記》中的無國籍者、《夜巡》中的流浪者，莫迪亞諾的主人公普遍具有飄搖的身份。他們在現實中得不到確認，永遠地生活在兩個世界裡，在過往和現實之間的奔波中追尋着自己和周圍人物的身份之謎。而作品中陰鬱的巴黎和巴黎的天空下陰鬱的雨水，不斷印證了自我的喪失和尋找的艱難。
曾經流行的一種評論方式反對在閱讀中將作品和作者的生平掛起鈎來，但在閱讀某一些作家的時候怎麼能忘記他們的真實經歷呢？童年缺席的父母、早夭的弟弟在莫迪亞諾的作品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奇特的是，和成長於二戰、生命「被歷史用斧頭劈成了兩半兒」的猶太作家佩雷克不同，生於1945年7月30日的莫迪亞諾沒有任何二戰時期的生活經驗，但早在1968年的處女作《星形廣場》中他就用極度的細緻還原了德佔時期的巴黎風貌，這個父輩生活過的時代成為了他之後所有的小說中孜孜不倦的描畫對象。就彷彿，莫迪亞諾通過一系列錯綜複雜的自我虛構，包裝起一場歷史迷宮中的自我追尋。他刻意重現了他誕生之前的那個時代，那個平凡的個人與歷史悲劇相碰撞的時刻，借此作為對無法企及的生命起源的尋找，表達對永恆的世界之謎的驚歎。
就是在此刻重讀莫迪亞諾的時候，我突然記起，一戰過去已經一百年了。莫迪亞諾，當然還有我喜愛的佩雷克和同時代的一些作家，透過對「無法捉摸的命運之謎」的描繪，不斷地對二十世紀這個於當今的歐洲甚至全人類有着切膚之痛的時代做出回望。法國哲學家德塞爾托曾經這樣形容歷史學家和小說家的區別：歷史學家扮演掘墓人的角色，他在史書中埋葬死者，在事件的因果鏈中分給他們一席之位，好將世間留給活人，而小說家則重新掘開了墳墓。作家是這樣一個「扒墓人」，他的筆尖在時間的鏈條中刺出一個缺口，令歷史的復活在過去與當前之間、在虛構與現實之間產生強烈的「撞擊」，將已知變成疑問，將我們所面對的歷史遺產呈現為解不開的謎團。我想，莫迪亞諾的作品能夠得到最高的文學褒獎，原因正在於此。這位已經翻譯成36種語言的作家用普魯斯特式詩意汪洋的筆觸和隱射、暗喻的方式令歷史的幽靈再一次歸來，在記憶的混亂之間遊蕩。
他不斷提醒着：我們面向長長的二十一世紀，但我們的身後被過去之謎所縈繞，生在此中，我們惴惴不安。■文：木吉
巴黎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現居上海，任職華東師範大學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