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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盡江南》，作者：格非，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
《春盡江南》是內地知名作家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壓軸之作，承接講述民國年代的《人面桃花》和回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山河入夢》而來，不論行文用筆抑或敘述主題都與前兩部一脈相承。
知識分子群落從來都是格非小說繞不開的書寫主體。不論較早期的《迷舟》抑或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慾望的旗幟》和新世紀後的「江南三部曲」，對知識分子群像的塑造都不乏筆墨。而且，格非小說中的學者或文士往往以怪誕荒唐甚至行跡可疑的面目出現，譬如 《春盡江南》中男主角端午的同事馮老師，張口莊子閉口逍遙，現實中卻猥瑣自私，丁點小事都不肯放過。如是「審醜」維度的介入，既是敘事者對滿口仁義的學者們不動聲色的嘲諷，也暗示了重商社會對個體物質及心理的擠迫與壓迫。
壓迫久了，生命中那些無法承重的輕或重便要出來作怪。端午的哥哥元慶早年立志習文，後棄文從商，怎料命運捉弄，成為自己一手建造的精神病院「花家舍」的第一個病人。作者以如是浪漫的名字為精神病院命名，一為延續前兩齣作品對於「花家舍」意象的建構，二來也頗具反諷和奚落之效。借用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理論，「花家舍」的封閉和神秘足以令到它成為外人眼中的「異托邦」，但這「異托邦」又何嘗不是擺脫了俗世紛爭的烏托邦？作者借文本經營起一個雙向參照平台，「城」內人融融其樂，「城」外人爾虞我詐不可開交，其間的反邏輯和互文關係值得細味。「精神病院」意象的植入，在中國當代小說中不乏案例。閻連科的《風雅頌》、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和蘇童近作《黃雀記》，都或隱或現地將「院」內與「院」外對照書寫。如是「景中景」的呈現，不論對寫作者抑或閱讀者，都像極了一場意味深長的探索。
《春盡江南》中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意象是「招隱寺」。這個上海城郊的寺廟，連帶多年前發生在男女主人公端午和秀蓉身上的那場青春期的衝動和背叛，在這一不足三十萬字的小說中頻繁被提及。如果說多年前招隱寺的睡蓮和冰涼月光見證了男女主人公告別童真的一晚，那之後的所有重溫，或許都可當成對往昔和童真的緬懷。按照作者本人的說法，書名取自杜牧一句「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晚唐詩人的愁思懷想延伸至千百年後，同樣能在這沒人關心古爾德的年代，找到落足之處。
書的後半段，守仁和秀蓉的相繼死亡毫無商量地將敘述拽入一場不可補救的絕望中。正如第四章題目「夜與霧」所暗示的，情節和角色均迷失在無邊無涯冰涼黏濕的霧氣裡，不禁讓人想起聞一多《死水》中「綠」成翡翠的池塘，死寂、不潔、衰敗。甚至，作者為反襯這骯髒油膩，特意在書中安插了綠珠和若若兩個天使般的角色，「邪」與「無邪」的對照於是更顯得分明。其實，惹人喪氣的衰敗早在書的前半部分已有暗示，比如要不回來的房子，以及端午與綠珠注定無果的愛情。如果說這個時代的繁盛是汲汲功名的秀蓉等人苦心搭造的一個「局」，那「局」外人如癡迷詩歌和音樂的端午早已被淘汰，「局」內人同樣無法獲得想像中的幸福，同樣逃不過被審判的命運。雖然如今的格非早已不像當年身處先鋒作家群落時那樣癡迷文字和敘事遊戲，但先鋒書寫中關乎宿命和人性的多少有些悲觀的題旨，在「江南三部曲」中卻得到續延。
全書雖以第三人稱寫出，但主人公端午與作者本人在性格喜好上確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譬如對於音響器材、古典音樂和詩歌的迷戀等。向來筆觸精緻的格非在新世紀後仍未放下「精英書寫」的姿態，這從他頻繁引用德彪西和鮑羅丁等作曲家並借書中人物之口點評指摘錄音版本和器材成色的寫法上，便能窺見一二。筆者無意深究端午之於格非本人的自況意味，卻無法不將書中知識分子的困頓，推及至更廣闊背景和更多元化的個體身上審視，正如全書最末一首詩《睡蓮》中的一句:「我注視着鏡中的自己/就像敗局已定的將軍檢閱他潰散的部隊/幸好，除了空曠的荒原/你也總是在場」。
或許，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招隱寺。■文：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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