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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聞》閱讀有感
2015年發生了很多悲喜之事，在眾多大事中，遮蔽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那就是詩人余叢在中國南方編選出版了《喜聞》。這本書以「危險的中年」為主題，選入了近期一些中青年的詩歌、隨筆、譯作、小說、評論。編者余叢，本身也是年輕人，70後詩壇的一顆新星。
當我們再回首觀望2015年的時候，我們感觸的這個時代，無時無刻不充滿着「悲喜之聞」，余叢敏銳而溫和地捕捉「喜聞」二字，同樣讓我感到他深度捕捉「詞語的秘密」的能力。他捕捉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在幽暗時空中的境遇落差與良苦筆意，以及精神道途上的掘進與反思。■文：江雪
《喜聞》共分六個部分，其中分量最重的當屬「開卷」，本書開卷，余叢推出70後詩人傑出代表，朵漁。朵漁近年來寫了一系列外國現當代詩歌大師的長篇隨筆，涉及的詩人主要有米沃什、布考斯基、布羅茨基、辛波絲卡、雷蒙德．卡佛、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等，在當代詩人和批評家中引起較大反響，朵漁彷彿在自覺地傳承着來自西方的自由詩學遺產，在他的隨筆《只要大地上還有一個囚徒》中，曼德爾施塔姆一直都是個窮人，很早就愛上了貧窮和孤獨，並且是一個貧窮的藝術家。而事實上，我們，一群中國詩人，在現代的大陸上，何嘗不是一群窮人，一群飢餓的藝術家？不過，我們更像是一堆窮人藝術家中的屬於少數派的富有隱喻精神的「拾垃圾者（本雅明語）」。《喜聞》作者中，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詩人、小說家與批評家佔了一大半，正是這樣的一群人，整體步入了「危險的中年」，而「危險的中年」在我看來具有雙重的隱喻，既是一種理想的對抗文學的精神狀態，同時又是一種極為客觀現實的審視歷史的社會狀態，這兩種狀態緊密地契合了我們的這個時代，因此我等驚歎於詩人朵漁在詩歌中如此深刻地洞察到我們這一代人的困境與抗爭，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走過來的詩人和讀者，記憶自然清晰於詩人于堅著名的「棕皮手記」，而他能把這部手記堅持書寫到現在，實屬不易，而且手記的書寫質量與文化視野一直在倔升，更是不易。當我們回顧中國當代詩歌走過的四十年歷程（1976-2016）時，能讓我們脫帽致敬的詩人中寥寥無幾，而于堅卻是其中一位。他的藝術成就不僅僅體現在詩歌上，還有人文隨筆與獨立攝影。于堅說：「寫作就是回到故鄉」。在我理解，個體化的獨立寫作不僅僅指涉文學，還可以涵蓋其他藝術語言的表達方式與存在方式；所以，我認為這句話無異於說一個詩人的「精神還鄉」，一個藝術家的「精神還鄉」。于堅在手記中寫道：「無論這些詩人審美立場如何不同，但他們共同的東西是，寫作就是故鄉，他們在漫長的時間中重建了古典寫作的一個基本層面，這就是寫作本身的持續性。」因而，于堅自信地認為新詩擔得起「母語」這個詞，「母語故鄉」不僅僅存在於古典詩歌中。
「功夫在詩外」
近十年來，「功夫在詩外」的踐行，在當代詩人中間蔚然成風，甚至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越是成就斐然的詩人，越是重視詩歌之外的修行與造化。寫詩，永遠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一種職業，詩歌僅是衡量一個人精神向度與人格魅力的風向標，寫不寫詩，並不證明這個人能否成為詩人，甚至很多不寫詩的藝術家與哲人，或者一個自然主義者，更像是一個詩人。現在，越來越多的詩人在藝術領域以及其他的寫作領域，拓寬自己的文化藝術視野。本書除了于堅，還有比如耿占春、余怒、朵漁、育邦、余叢、劉波、周公度、李以亮等詩人、批評家或翻譯家，也是隨筆高手，詩人抒寫隨筆，古今中外，近代以來成了一個傳統，大詩人沒有不寫隨筆或詩論的，隨筆同樣也是一個詩人在詩歌之外的功夫之一，就像越來越多的詩人開始學習繪畫、書法和小說寫作一樣，或許從另一條路徑出發，可以讓我們進入詩歌的窄門，覺悟詩的真諦與奧義。
本書小說板塊的三位作者可說是當代青年小說家中的佼佼者。陳崇正、魏思孝出生於八十年代，馬拉出生於七十年代末，這三位小說家的共同特點就是年輕，才氣逼人，寫過詩。陳崇正筆下的「半步村敘事」給我印象較深，他試圖通過自己故鄉的時空地理來構建一個亦如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正如詩人、小說家徐淳剛所言，他的敘事具有「80後鄉村敘事」的獨特意義。魏思孝更年輕時如此介紹自己：「大家好，我是小魏，也寫詩，筆名衛生巾」，這種表達方式是不凡的，足以顯現他的個性與鋒芒。魏思孝的小說，荒誕，重口味，黑色幽默，他可以成為繼續詮釋與承襲王小波騎士精神的作家。馬拉始終警惕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之間的界限，他不願意他的小說僅僅只是一個故事，他想讓我們覺得它與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連。藝術需要創造，它必須拓展生活真實的邊界，從而使另外一種生活成為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馬拉覺得藝術是製造可能性的工具。馬拉憑借自己的才華與實力，早已成為70後小說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我的鄉黨與朋友，祝願他走得更遠。
極具代表性的詩歌光譜
本書詩歌板塊，極具特色與象徵意味，從「50後」到「80後」，均有代表性詩人作品入選。王家新的《幽靈船》、沈浩波的《紙船》和呂布布的《幽靈飛機》，在不知不覺中暗合了我們時代的荒誕、殘酷與災難事件的「現實隱喻」，預言能力與隱喻能力是一個優秀詩人必不可少的先知稟賦，無論是知識分子詩人還是口語詩人。余怒的詩，像他這個人一樣，充滿神秘感與使命感，他的先鋒性不是標榜式的，而是大鯨般的沉潛與歸隱--甚至他的先鋒性，正如他在詩中所言，是「無法定義」的，他的詩讓人洞察到一種有關荒誕、反諷與解析的傑出能力。而當整體閱讀孫磊與宇向的詩歌時，我們會發現這兩位詩人的詩歌風格與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但是兩位詩人的詩學觀念與獨立寫作的精神與氣質卻又有着驚人的相似處。至於周公度與黑光，一北一南，他們有着相似的氣度與情懷，周公度數度在詩中感慨「中年」，「無賴的中年」，「中年的蠢貨」，雖然年近中年，「但有些時刻/我依然流淚不已」。 不解詩群的黑光，追求「大隱隱於市」的生活，而他的詩依然疼痛，依然存留人世的孤獨與荒蕪，繼續做着精神還鄉的夢。80後重要代表詩人唐不遇與呂布布，他們的詩均有大氣象。唐不遇的詩中有一種詩性哲學的深度與鋒芒，他一直在詩歌中佈施批判與救贖的力量，那同樣是「一代人的怕和愛」在他的身上得到傳承與延伸，所以，他想努力和「死者」交換世界。呂布布的這一組詩極具史詩氣息，時空交錯，張力十足，甚至可以讓我們打通古今，聯想到詩歌之外的人類的命運、戰爭以及政治中的人性。
另外，本書的翻譯板塊，主要是以詩歌文本為主。李以亮、柳向陽在從事翻譯的同時，他們還是詩人，詩人從事翻譯，相對而言可靠一些，而他們也是近年來中國翻譯界湧現出的不可多得的青年翻譯家，他們均翻譯和推介了當代西方重要詩歌文本與詩人到中國內地，並引起較大反響，值得大家繼續關注與期待。
最後我想說的是，《喜聞》的21位作者有詩人、小說家、批評家共7位獲得過「後天雙年度文化藝術獎」的各項單獎，佔去三分之一。他們分別是余怒、朵漁、育邦、馬拉、李以亮、柳向陽、劉波，這是「後天」的榮幸，也是我的榮幸。我相信，依照余叢兄主編的眼光與《喜聞》的文學視野，今後將會有越來多的《喜聞》的作者成為「後天獎」獲得者。
2015.9.15 牧羊湖 半島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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