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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國--早期西方攝影與明信片》作者：何伯英，譯者：張關林，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文：李夢
最近幾年，何偉的書在中國頗為流行。這位《紐約客》駐華記者透過文字和相片，記錄中國西南和西北等少人關注的僻遠區域，試圖以「他者」的視角關注這個多民族多文化的龐大國家正在經歷的、複雜且艱難的轉型。
其實，早於何偉一百多年前，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已有菲利斯．比特和約翰．湯姆森等遠道而來的歐洲攝影師，對這片古老又新鮮土地上的人事風景深感興趣。在華裔學者何伯英的《影像中國：早期西方攝影與明信片》一書中，我們讀到了當年那些外國攝影師在華經歷的種種新奇與苦樂。
全書共八個章節，大致可梳理出「技術」、「人」與「空間」三個主題。第一和第二章回溯鴉片戰爭後社會諸多突變，將攝影技術在中國的出現置於一個廣闊的社會及文化語境中。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以比特、湯姆森和來華傳教士為例，分析彼時新聞攝影、風物攝影和醫療紀實類攝影的相似與相異。第六章講述散佈在上海和香港的照相館之經營，第七章則相當簡略地提到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興起的明信片風潮，以及明信片和相片這兩種影像載體之間的關聯。
作者在書中幾乎每個章節都試圖探討的，是相片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生產者即攝影師和照相館老闆對於相片的形式和內容固然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觀看並購買這些相片的人，反過來也足以對影像從拍攝到完成過程中的諸多環節施加影響。十九世紀中期來華的比特拍了很多反映中國戰場的照片（比如1860年為英法聯軍佔領的北京安定門），也關注當時北京大小街道和建築的景況。在他的影像作品中，個體通常零星散落在巨大建築的邊緣處或陰影中，這一構思背後固然有構圖和成像效果等等方面的考慮，卻也被人拿來當作質疑比特拍照客觀性的證據。至於定居香港並不時為歐洲雜誌供稿的湯姆森，其鏡頭中那些裹小腳的婦女、賭徒或政客等形象，明顯是出於滿足西方受眾獵奇心理的考慮。
這些從西方遠道而來的攝影師，在香港和上海等較早開埠的沿海城市開設照相館，一面為本地民眾拍攝肖像照，一面在照相館中擺拍場景照，賣給對異域文化頗感興趣的外國人。這類迎合市場和消費者口味的做法，中國攝影師也頗為精通。書中提到一位名叫阿洪的香港攝影師，對於拍攝中國人和外國人肖像的不同手法（包括人物大小和姿態等）頗有些研究。
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後世研究者似乎不願將當年的影像作品單純看成是某種商品，他們試圖在買賣往來這重關係之外，找到影像之於彼時社會及文化景狀的更深層次的價值。當比特和湯姆森等來華攝影師回國後將辛苦拍攝的相片整理、收集並分類保存的時候，他們無意中扮演了「記錄者」的角色。湯姆森曾與社會學家史密斯合作《倫敦的街頭生活》，而他的另外兩本專著《中國與中國人的圖像》以及《帶着攝影機走遍中國》，亦或多或少透露出這位英國人試圖以圖像為載體建構民族誌的學術理想。
如是勾連攝影、美學與社會學的嘗試，將本書導向一個開敞式的尾聲。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攝影不再是一小批人的特權。在自媒體和手機攝影盛行的年代，「技術」、「空間」和「人」這三項主題將經歷怎樣重構並重塑的過程，也是一個頗堪玩味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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