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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巴代,是近十年來台灣原住民書寫的重要旗手。他將文學故事與歷史現場緊密相融,也為自己的寫作賦予「歷史教科書」的使命。早前,巴代應香港浸會大學之邀,作為訪問作家來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其間接受了記者的專訪。■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巴代是卑南族人,早年曾在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讀碩士,研究部落文化與卑南族的巫術理論。他認為自己首先是「部落文史工作者」,其次才是作家,文學於他是工具,是抒發自己對於部落文化議題相關思考的容器。巴代酷愛歷史考據,重視田野調查,對他來說,深挖部落的歷史與文化,用論文來記載自然趁手,但文學顯然有更大的空間。他曾笑說,一直寫下去,自己可能會成為部落的「稗官」,讓讀者通過他的小說看到原住民文化豐富的「野史」。
2000年到2003年,巴代的創作主要集中在短篇,承載的是各種具體議題的討論,「比如皮膚的歧視、飲酒的習慣,或是族群間因不了解而產生的誤解。」到了2005年下半年,他開始醞釀長篇小說,邁入更加寬闊深瀚的歷史維度,探討更加宏大的議題,「想要嘗試用一部長篇小說去承載歷史、文化、信仰,以及自己的文學想像。」2007年,巴代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系列之大正年間(上)》出版,在台灣文壇激起討論,其後的《斯卡羅人》、《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系列之大正年間(下)》、《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等書,雄心勃勃地勾勒出作家筆下的原住民世界。在這裡,神話、傳說、巫術、戰爭、部落傳統與現代生活的衝突等等元素被糅合在精確的歷史時空下,讓讀者目眩神迷。
追求歷史的精確感
「大家常把我的小說歸為歷史小說,但其實我並不是在詮釋歷史,我還是在寫一個小說,只是當提到歷史的時候,需要更精準,更能夠被挑戰。所以從第一部小說開始,歷史架構和文獻、文化就並存。」巴代強調作品中的歷史精確感,對他來說,書寫的邏輯也許並不是如現在許多年輕小說家喜歡的那樣,將虛構的故事搭附到一個具體的歷史時空中,借此來體現某種歷史的氛圍,或呈現真假交錯的奇景。他更在乎的是小說的「野史」功能,如同打開一扇門,吸引讀者,特別是部落中的年輕人進入特定的時空,對原住民文化產生進一步探索的慾望。他的小說往往從某個真實的歷史時刻或事件着手,逐漸演變成一個故事,形如對民族文化進行了重構。「我們離那個時代久遠了,對那個時代的生活氛圍、社會狀況是不熟的。以我的年紀,還可以知道20世紀下半葉民族部落怎麼過生活,但年輕人不懂呀。小說的處理方式是否可以把他們往前帶一點,讓他們去描摹,去感受那個曾經有過的文化氛圍。這也對民族意識有幫助,當他面對現代化的過程,還可以記憶起自己是個原住民,面對自己的文化時,態度就會更健康,不會被外面社會的歧視或不必要的誤解去扭曲,可以比較健康地正視自己的文化。」
正因如此,巴代期待自己的作品可以成為某種「歷史教材」,為部落裡的人提供敘述自己歷史與文化的話語體系,也為部落外的人呈現一個了解的窗口,背負這樣的使命,準確地拿捏其中的歷史元素自然很重要。「裡面的歷史和文獻的部分,要期待更精準,時代沒有太多的爭議。文化的部分、信仰的部分,多方考據,如此成為一個歷史教材、文化教材,但仍有一些文學的樂趣在裡面。」至於其中虛實的界限把握,全建基於自己想要在書中表達的觀點,「界限在於我要說什麼,要傳達的東西是基本的核心。圍繞這個基點,有憑據的依舊是大的歷史,難以考據的部分才通過我的生活經驗、文化涵養、想像力與編織的功夫來呈現。」
從男人的角度寫女人
會走上寫作的道路,對巴代來說也許並非偶然。「我從小就對文字很着迷。」國小時候的他,就開始看一大堆雜七雜八的書,好多書更是同齡人碰都不會碰的。當時最常看的一本,是《國際現勢》,分析國際形勢與現狀,「美蘇冷戰、中東戰爭、越南戰事......」才國小五、六年紀的他,已經可以把軍事、武器、南北韓形勢分析得頭頭是道,之後也開始涉獵司馬中原等一批軍中作家的作品。然而這麼陽剛的閱讀版圖中,竟然也有瓊瑤的身影,「當然看!所以那段時間特別着迷文字的雕琢。」至於姐姐買來的小開本香港言情小說,他自然也不放過,武俠小說,更是「大概你數得出的都看了」。
「我對故事特別着迷,」巴代說,「如果小說的故事不強,太強調文學的實驗性、小說的實驗性、意識流等,我會嚥不下去。所以我寫作的風格就朝向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是可被閱讀、容易閱讀、別人願意閱讀的。」他形容自己的寫作處於小說的可見光光譜中,「有些文學實驗已經在不可見光譜中,要特定的讀書人或做研究的人才可以看懂,非常冷門。我則希望具有讀書能力的人都可以看懂我的小說,特別是部落裡自己民族的人要能看得下去,不知不覺被吸引,這比較重要,也才是我寫作的初衷。」
也不知是否因為當年曾在瓊瑤的言情世界中閑逛,又或者是受到卑南族母系傳統的影響,巴代筆下的女性形象特別細膩生動,特別是巫女們,各有各的神采。「我常開玩笑說,我有一大部分是女人住在我身上,使得我自然去抒發。」他哈哈大笑,更回憶起在部落中男孩子的成長歷程,以及之後參軍成為職業軍人的經歷,直說自己對男性「本能上排斥,一點興趣都沒有,一堆男人我實在想像不出有什麼新鮮事。」寫作時,巴代並沒有刻意地去刻畫女性,但十年下來,他常被人評為「最會書寫女性的原住民男作家」,一回頭,發現自己筆下的確有大量的女性描寫,比如《白鹿之愛》,比如《最後的女王》,比如《巫旅》。
「我喜歡這種感覺,」他說,「我喜歡在寫一個陽剛的東西的時候特別去關注女性看這個東西的視角。如果抽離這個部分,小說也會失衡。不可能都是男性的世界,女性一定有她的想法在上面。再說,難道女性就不能去介入嚴肅的議題嗎?難道在嚴肅的、偉大的議題中,一個女人不能擁有一個可以適度示弱、任性、柔弱的權力嗎?比如《最後的女王》中,除了大的東西,當回到她自己本身的時候,我往她的內心深處去挖,她其實也想要談場戀愛,她會時常想起自己沒有結婚前愛上的那個男孩,她也很想自己稍微不要那麼堅強,可以掉個眼淚......我很想去鑽那個東西,對我的生活經驗來說那很遠,但從一個男人的角度去想像一個女人的生活,我很喜歡這樣去處理。又好像《白鹿之愛》,當談到他們之間的調情會覺得太膚淺,可是談一個女生對她婚姻的算計的時候我又很認真地在幫她算計,這也是創作的樂趣,因為在生冷生硬的文獻中很難去產生這些東西,但是文學家可以,寫小說的人可以,這是我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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