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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閱讀、電影、戲劇、音樂、展覽，看似是消磨時間的「娛樂」，實則滋養空虛的心靈，豐富了日常生活。讀工程出身、曾創立華碩電腦的台灣企業家童子賢，雖然半輩子與機械打交道，內心卻熱愛文學、電影，從早年投資誠品書店到近年投資拍攝《刺客聶隱娘》、《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電影，都反映出其人文情懷。他說，社會要豐富、多彩多姿，就不應該只有工商業，還需要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活動。「我不只是投資，也享受其中，我的參與不見得能改善一切，但至少可以讓社會有更豐富的面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攝：黃偉邦
工程與文學看似是兩個毫無關聯的學科，但童子賢卻將讀書時代辦學生報的經驗應用在日後的機械開發及企業管理上，並認為年輕人在大學自由的氛圍下，更應該接觸不同範疇的東西，因為這些或多或少對未來的工作都有影響。「誠品的創始人吳清友也是學工程的，第二號創始人廖美立是學商的，他們都不是文化人，可是我們在學生時代對文化的熱情，促使我們後來創立了誠品書店。」
編輯經驗助創業
曾經，童子賢幻想過自己會做記者、做一個文人，因為學生時代的他擔任學生報的總編輯，寫了好幾年文章，編輯、找圖、設計等工作，他都親力親為。同學答應了寫稿，可是交不出來，他編個筆名趕快寫一篇填上。寒暑假人人都回家，他偏偏往印刷廠跑，天天盯着印刷機械，看着原稿排出來。
但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因緣際會被宏碁電腦(Acer)錄取了，擔任工程師，當時微處理機的誕生改變了世界風潮，而老闆和員工對工作的熱情，也遠遠超乎想像。「他們不吃不睡，中午討論到下午兩三點，才跑到附近的小巷子買米粉湯、麵包吃。新技術、新潮流的出現，讓很多年輕人燃燒起來。我剛踏足社會，被這樣的熱情感染，晚上可以一直讀資料不睡覺，白天也一直做，甚至大年初二都跑回實驗室，會覺得世界真的很美好。」
後來他離開宏碁，創立華碩，更深切地體會到熱情才是創業的核心價值。「資金當然很重要，管理的技巧也很重要，可是資金可以籌募，管理可以學習，但熱情是無可替代的。」亦因為年輕時接觸過編輯工作，知道排版印刷的流程，在電腦印刷技術尚未普及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把包裝、手冊、測試報告做得精緻美觀，彩色封面、多色印刷的內頁，當時業界人人嘩然。「以前在學校沒有人強迫我去印刷廠，可是我對它不陌生，也不害怕，做得很乾淨俐落。現在很多年輕人談創業，我會說至少在學校這個階段要多接觸，不要限於課本上的知識。」童子賢笑言。
豐富社會面貌
一九八九年，吳清友創立誠品書店，誰也沒想過，這家書店會有現在的規模，會紅遍兩岸三地。誠品書店營運的前十五年一直虧本，童子賢於心不忍，本着「只是在這一年資金出現問題而已」的心態，不斷投資。「生意就是這樣，資金不夠也許就倒閉，但這麼多有才華又有熱情的人在做，我覺得他們只要再調整一下管理方式，也許過幾年，便會往好的方向發展。」回頭一看，也慶幸誠品沒有辜負他的期望。「這個社會就是這樣，你希望賺錢的，不見得會賺到錢，若從價錢出發的話就太短視了，但從價值出發，可能會看得比較長遠。」誠品如是，電影《刺客聶隱娘》也如是。
與侯孝賢認識，是個意外。2007年，蘇花高速公路計劃拍板在即，侯孝賢、龍應台、嚴長壽、林懷民等人站出來反對。童子賢也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建高速公路對花東地區的破壞太大，影響山林，導致水土流失，遊客的湧入亦改變地方的生態。他亦因此認識了侯孝賢、龍應台這些「怪人」，「我跟侯導很多時候都不是談我的電腦或他的電影，我們反而談社會運動。」
他形容侯導「很有趣」，「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憑《悲情城市》奪得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但這個導演其實做了很多社會工作。」彼此認識後，有一天，侯孝賢跟他說，在構思一部不知道會不會賣座的電影，這便是後來的《刺客聶隱娘》。當時侯孝賢打算結合觀光元素，申請官方資助，童子賢則作為「第三機構」參與其中。
這個計劃一年後便不了了之，因為官方限制太多，侯孝賢不能接受，就變成童子賢跟侯孝賢的合作。「他花了很長時間拍攝，從第一個鏡頭到七年後補拍的鏡頭，還好戲都連得上。」拍攝中期，侯孝賢直言資金緊張，「幸好他在日本跟法國展示了片花，開始有人預付，得到更多資金，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慢慢來。」
童子賢透露，侯導會跟官方撕破臉，主要是官方要求電影要在短時間內拍出來，如果拍不完要賠償。官方按荷里活標準確保拍攝進度，這也意味着劇組需向保險公司支付高額保費，以確保在失約後保險公司可以負擔賠償。「侯孝賢跟我說，保費可能要好幾千萬台幣，他覺得資金很寶貴，沒必要花在這裡，更何況官方要他很快完成，他不能接受。」最後侯孝賢用了八年時間才完成《刺客聶隱娘》。「這也是跟投資誠品一樣，侯孝賢的電影、誠品書店的產值，都能豐富台灣的社會面貌，帶來好的氛圍。」
不以賺錢為考量
提到電影，童子賢樂不思蜀，直言西西、劉以鬯的書他都讀過，並對《酒徒》印象深刻，因為小說後來被王家衛改編成《花樣年華》。梁朝偉跟張曼玉說「如果我有多一張船票，你願不願意跟着我？」的經典對白，讓他惆悵不已。他甚至覺得《阿飛正傳》因為不賣座而讓王家衛打消拍續集的念頭，十分可惜。「梁朝偉應該拍第二集的。」他說。
他為創作者吶喊，指不能容納藝術創作的社會猶如生病了一樣，「其實寫詩、寫小說能耗費社會多少資源？社會卻養不活武俠小說家、散文家、舞蹈家、戲劇工作者，這個社會不是很變態嗎？」
在他眼中，一個豐富的社會是多元的，小孩子不應只有考試、考試、再考試，還可以在棒球場、足球場上比賽。「社會可以有機械、有工程、有工商活動，但下了班，我們逛書店、看電影、接觸文學作品，在書店看到一本很感動的書，要買回去。」有一天大家發現文學家的年紀大了，他只有紙本書，如果能了解他的構想，把他的影像留下來是多麼好。「這也是我想要拍文學紀錄片的初衷。」
雖是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台灣公共電視董事，但童子賢不像其他企業家每天為了賺錢而忙得焦頭爛額，他有太多興趣，會跟年輕人一起騎重機車，更為了拍攝飛鳥，而託朋友在日本買一個超長超重的鏡頭回來，假日耗四小時只為拍一張老鷹的照片。他一方面感性地說：「生命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另一方面也很理性地保持工作效率，把公司經營好，將成果分享出去。「創業就是這樣，大家如果願意分享這些創業的樂趣跟成果，就可以吸引很多好的人才加入，這也是我在創業過程裡體會到的趣味。」
訪問當天，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打了個電話給他，跟他談松菸文創引發的爭議，最後蔡明忠妥協，台北市政府在事件中得到更多權利金和分享利潤的機會，童子賢笑着勸他：「反正那個地方叫文化園區，你也很有錢，不要以賺錢為考量嘛。」
文化不是盤生意，童子賢在很多年前便知道，並以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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