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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希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只有守住非暴力的底線，真正開展良性的對話，求同存異，尊重與包容多元的價值觀念，才能超越意識形態地獨立思考，超越一己之偏見去聆聽和理解不同聲音。想想20世紀極端主義的思潮給全世界帶來的深重災難，各種許下美好諾言的暴力所造成歷史創傷，就萬萬不能因狹隘的政治利益而縱容、默許暴力。正義，多少暴力假汝之名。
2016年猴年大年初一夜，旺角經歷了一場長達11小時的暴亂，令世人震驚。更令人不安的是，這次暴亂的參加者不少是年輕人，年齡最小者僅有14歲。事件的起因是春節期間一些無牌小販與到場取締的食環署人員的衝突，然而，在激進「本土」政治力量的介入與煽動下，釀成一場激烈的暴亂。我們不禁要問：香港怎麼了？在視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為何會發生如此罔顧法治的暴力事件？ 暴力事件背後的邏輯又是如何？
「本土」激進狹隘違背主流民意
香港回歸近20年裡，港人身份認同充滿着複雜的張力、變數與爭奪。一方面，在急速全球化的衝擊下，在與內地的融合中，香港社會面臨更深刻、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利益分化。香港既要與國際接軌又要追尋地方特色，怕不能與內地融合又怕太快被「大陸化」，帶來更多身份認同的混亂。港人一方面感到失落，對逝去的「黃金時代」懷舊，另一方面，近年自由行、「雙非」孕婦、水貨客等問題也給港人的日常生活帶來真切的困擾， 再加上香港一些媒體對內地長期片面化、妖魔化的報道，對兩地矛盾「火上澆油」的評論，都使兩地關係日漸陷入對抗性的泥淖。
總之，新舊不斷累積、爆發，香港優勢地位的削弱，促使少數港人政治抗爭和主體意識日益強烈。從積極的角度看，「本土」行動體現香港市民表達自身訴求、追求「本土性」的願望，但是，當這種「本土」運動變得日益激進、狹隘甚至自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握，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組織、策劃暴亂時，已異化為排斥與打壓他者、侵犯他人權利、破壞社會秩序的手段，也引起大多數溫和理性的、堅持公義的香港市民不滿。
參與製造旺角暴亂的「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也是去年「反水貨客」的始作俑者，他們不斷鼓吹、煽動暴力行動。其負責人黃台仰表示，不介意外界標籤他們為「暴徒」，並聲稱「掟磚頭相比外國的示威場面而言，並非十分激烈的動作。」
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仔細想想，當這些「本土主義者」以追求自由、民主和捍衛「本土」的價值包裝自己時，究竟為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本土性」價值貢獻了什麼呢，其暴力行動給香港的形象帶來了什麼呢？如果失去了法治的核心價值，失去了非暴力的底線，連公民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又談何自由、民主，更遑論「本土性」？當個別輿論不加思索將掌聲給予他們時，有意無意間也在助長暴戾風氣蔓延，將暴力合法化、英雄化、神聖化。無論如何，暴力與追求「本土性」的理想背道而馳，口號的崇高不能掩飾暴力的罪惡，更不能有建設地解決香港面臨的政治、經濟、民生的難題，只會將香港拖入更大的不安與焦慮。
「本土」行動暴力化的趨勢值得香港社會各界深思，當溫和理性的中間道路沒有發展空間，偏激與暴力甚囂塵上，兩極化的格局使社會撕裂，最後輸的是大多數香港市民，贏的只是一小群政客。不同立場的對話、協商與理解，是建構社會共識的基礎。如果沒有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公共對話」只能往往淪為「各說各話」。參與公共討論的各持份者，如果不問事實，立場先行，以「有色眼鏡」看問題，樂於非理性地發洩情緒，肯定無助於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也許，自由、民主的美好價值不是一個線性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是扎根於當下政治文化土壤中、植根於公民日常生活實踐中一點一滴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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