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就瑞典學院關於「偉大的風格」演繹來說，蕭伯納當然讓人懷疑和顧慮-他的戲劇作品沒有達到「藝術形式上更嚴格的標準」。
要是它們還有說服人的力量，也是通過敏捷和無所畏懼的戲劇藝術力量。
其特色就是一種「直接性」和一種不言自明的智慧，而運用的是「幾乎沒有先例的率直和無拘無束」。
此外，根據諾貝爾遺囑的規定，文學獎應該頒給「給人類帶來最大好處的人」。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瑞典學院嘗試了一種新的解讀，可以說是「將全人類看作正在評選中的文學作品的想像出來的讀者」（埃斯普馬克）。
這句話有點玄，意喻瑞典學院把全人類讀者視為文學作品的評選者。
德國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因此被排斥，理由是他的抒情詩作並不引起「足夠普遍人類的興趣，不能授予具有普遍遂意的諾貝爾文學獎」。
反對的理由還強調，只要其詩歌的結果並沒有達到一種「為普通讀者也可以享受和讓他們相信的美」，那麼他的詩歌就只停留在德國事務的層次上。
反對者認為，這種文學受眾，「普通讀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幾年瑞典學院討論文學獎的時候始終是在場的。
一九三一年卡爾菲爾德去世後，派爾．哈爾斯特羅姆（Per Hallstriom）出任常務秘書。因此，學院領導層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功能就結合在一個人身上，而自維爾森時代以來，這兩個位置本來一直是分開的。
也因為哈爾斯特羅姆還是最受器重的文學專家之一，這個特別提倡偉大風格和得到普遍接受的美學的權威也就得到了大力強化。
在哈爾斯特羅姆、徐克和厄斯特林這些院士旁邊，在三十年代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裡還能看到為首的保守批評家弗雷德里克．波爾（Frederik Pohl），以及在美學上和政治上都很保守的雅爾瑪．哈馬舍爾德（Knut Hjalmar Leonard Hammarskjold），他把自己視為瑞典學院裡的「讀書大眾的代表」。
因為考慮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普遍目的」，這個時期的瑞典學院事實上就排除了讀者圈子很有限的整個現代詩歌群體。
基本上只有一個詩人衝破了這時期的界限，那就是卡爾菲爾德（Erik Axel Karlfeldt）本人-一九三一年他是在死後才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生前一直拒絕這個獎賞。
但瑞典學院拒絕了一個這個時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即保羅．瓦雷里（Paul Valéry），理由是他「獨家特有的形式」。
瑞典學院當然也看到了他的創作是由「高尚願望和嚴格認真的精神」決定的，但還是覺得瓦雷里缺少「給更廣大公眾的富有成果的信息」。（「諾貝爾文學獎」之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