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第一批被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釋放。圖為當年釋放大會場景。翻拍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片今年是九一八事變85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民正義審判日本戰犯60周年。隨着遼寧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恢復審判庭舊址、尋找親歷者的進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被了解。1937年，在瀋陽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56年，新中國審判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則被認為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結束。這3年，84歲的權德源已記不清是第幾次來到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的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他右手拄着枴杖，蹣跚着走過醒目的朱紅色門柱，在門廊裡「正義審判」的大牌匾旁端詳良久，對此他百看不厭，「這四個字我印象深刻。」60年前，權德源作為特別軍事法庭的書記員（類似法官助理），親歷了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7月1日開始的第二階段審判，「這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刻，是正義審判邪惡！」牙齒已有些脫落的老人，字句鏗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那是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國干預，審判了36名日本戰犯。」退休前任遼寧省公安司法管理幹部學院民法經濟法教研室主任的權德源保持着慣有的嚴謹，說明了重要的歷史意義--這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國際戰犯的審判。
遵照國際法庭模式 溥儀首個出庭作證
1955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的權德源，被分配到中央政法幹校的東北分校任教員。1956年懂日語、懂法律的他入選剛組建的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工作組，負責庭審記錄、把錄音編成文字材料等工作。1956年7月1日上午8時30分，瀋陽審判進入審判武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的第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賈潛宣佈開庭。
「賈潛庭長的一舉一動嚴格按照國際法庭的規定，開庭模式也是遵照東京審判的方式。」接受採訪時靠坐在家中沙發上的權德源說着也不自覺地挺起腰板，「庭審前，賈潛庭長就宣佈在庭審中被告可以向證人發問，除律師辯護外，被告可以自己辯護，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也是意料之中的，「是事實」、「完全屬實」、「完全真實」成為這些日本戰犯在證人控訴作證後的認罪悔過。
「審判程序很嚴謹，公訴人起訴、法庭調查、證人作證、法庭辯論、被告提問、辯護人辯護、被告陳述，最後宣讀判決書。」而最令他難忘的是7月1日開庭後的第一個受審被告人、時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審判長讓公訴人讀起訴狀，起訴日本侵略者從瘋狂到滅亡過程中的罪行。」而此時出庭的第一位證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細高的個子，長脖子，戴黑框眼鏡，穿一套犯人穿的深藍色囚服。」至今，權德源還記得庭上溥儀說的第一句話：「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漢奸愛新覺羅．溥儀。」
1956年7月20日宣判，藤田茂等8名日本軍隊戰犯分別被判處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古海忠之等28名偽滿政府日本戰犯則分別被判12年至28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死刑，沒有一個無期徒刑，所有被告人淚流滿面。」
人道判決支撐轉變 戰犯主動交自供狀
當60年後權德源再踏足瀋陽審判庭舊址，站在日本戰犯受審和謝罪的蠟像旁時，他想起戰犯古海忠之庭上的陳述：「我罪那麼大，偉大的中國人民對我寬大處理，我沒什麼可說的。」權老說，在改造和審判之前，他們是製造夢魘的「鬼」，而如今他們成為了人，這一場正義審判是宣佈他們為人的證明。
審判之後的一次偶然交談，讓權德源更明確了他們的轉變。1956年7月下旬，第二批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共340餘人坐火車赴天津坐船回國。火車駛過錦州時，一名坐在窗邊的日本軍人遠離慶祝回國的人群，獨自低頭流淚，「你怎麼哭了？」權德源用日語與他交談，他抬起頭說「你看，前邊那個小山下，原來有一個小村子，20多年前，我領日本軍人進村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他們死去回不來了，可是殺人的戰犯還活着回家，想起他們，心裡難受。」
權老相信，是中國人道主義精神和法庭嚴謹的法律工作支撐了這種轉變，「王敏求校長曾跟我說，『你看，小權，這些從廣東、浙江、上海寄來的信裡說，你們法庭的律師吃中國人的飯，為萬惡的日本戰犯辯護，你們的中國人的立場跑哪去了？』」權老認為，當時不僅是老百姓甚至有律師最開始也有這樣的疑問，他解釋到「國際法庭是有必須有律師參加的規定的」。
那時，審判的結果也讓民眾生出些許疑問，「證人要求從嚴懲罰戰犯，老百姓也不理解寬大處理。」權老不避談這個話題，「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中國領導人根據國內外形勢提出和平發展，這些戰犯之前已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了6年的學習改造，很多人從抗拒改造到主動遞交自供狀，這是出於人道精神的寬大處理。」讓老人欣慰的是，這些戰犯自回國後積極投入到中日友好事業上，藤田茂回國後曾三次率由刑滿釋放的侵華戰犯組成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訪問中國，對推動1972年中日兩國建交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