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致力於從先秦原典探究中華文明內質的「先秦迷」，自《詩鑒：先秦逸歌的史事解讀》、《易鑒：先秦易學源流與預測實例》之後，青年學者李慶鵬又推出了《商鑒：先秦商家的創富智慧與濟世情懷》。作者追尋先秦商賈群體的遺蹤，所要做的就是還原那些歷史細節，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聲音笑貌」，交付讀者風貌各異的原生態的「故人」。 文：潘啟雯
所謂「史」的真正生命力，大約就是「人」。李慶鵬所敘係先秦時期具有「啟蒙」和「雛形」意義的商賈群體共計17人，在先秦時期的經濟史上，他們集體構成一道恢弘的風景線，其見地、魄力、能力、創造性和時代精神，即使放在當下，亦足令人心儀不已。不過，先秦時期的這一群創富和濟世達人並非一蹴而就、風流天成的。
商業思想的時代先聲
李慶鵬稱鮑叔牙和管仲合夥經商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鮑叔牙慧眼識人，先是讓利，委託管仲當股份公司的CEO；後又讓賢，推薦管仲當上齊桓公的CEO。「管鮑之交」為中國商人確立了正確的義利觀，成為千古美談。由此，鮑叔牙也無疑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先行者。
管仲擔任齊相40年間，繼承姜太公以來的「工商立國」和「輕重九府」傳統，通過工商並舉、招商引資、對外貿易和貨幣戰爭，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崛起成為春秋首霸。其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制，構建了我國最早的職業教育體制；鹽鐵專賣制，則成為漢代鹽鐵專營制的濫觴；「女閭」制更開創了國家經營娼妓業的先河，比公元前594年梭倫創立雅典國家妓院至少早50年。管仲的「重商主義」思想，還比西方重商主義學說的兩位代表人物英國的托馬斯·孟和法國的德·蒙克萊田早2300年；其「富國強兵」之策，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早2400年，比馬克思《資本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早2500年。特別是管仲通過「貨幣戰爭」傾覆天下諸侯，成為當今世界「和平演變」和「大國崛起」的先聲。
「計然七策」開創中華商學
早期道家宋尹學派的代表人物計然，在七國之間經商，富甲一方。後來越國大夫范蠡拜計然為師，並將他引薦給越王勾踐，勾踐尊之為國師。計然運用道家思想揭示商業發展規律，發展出所謂「計然七策」，被譽為「中華商學之祖」。
孔子三大得意門生之一的子貢則因能言善辯、雄才大略，被孔子稱為「瑚璉之器」；他不僅是春秋戰國之交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外交家，更是外商內儒、文行忠信、富而好禮、博施濟眾的「儒商鼻祖」。范蠡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他兩次辭官，兩次創富，三致千金，三散其財，被譽為中國最早的慈善家、中華商聖、道商鼻祖。兩千五百年來，國人常常將范蠡和子貢相提並論，把商業經營稱為「陶朱事業，端木生涯」。
白圭是戰國時期東周王城洛邑人，他先在魏國從政，魏國崛起為中原強國；後來也像范蠡一樣辭官從商，按照「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八字秘訣，同時將自己的商業實踐總結為「智、勇、仁、強」四字箴言。他還收徒傳授商道，不少跟隨他的弟子都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有人說，孔子首創「儒學院」，白圭則首創「商學院」。如果說「計然七策」更多的是富國之策，那麼白圭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經商當作一門大學問的人。因此，司馬遷稱之為「治生之祖」，宋真宗追賜其為「商聖」。
呂不韋的風險投資
出生於商人世家，家累千金的呂不韋不滿足於十倍、百倍之利，發現長期羈旅在趙都邯鄲的泰國王孫異人是「奇貨可居」的潛力股，毅然一擲千金，並將已懷孕的愛妾趙姬送給異人。在呂不韋的全程謀劃下，異人和自己的私生子嬴政先後如願當上秦王，他自己則擔任秦國丞相十三年，封邑洛陽十萬戶，家僮萬人，食客三千，號稱「仲父」，可謂紅極一時。從商，呂不韋的風險投資換取了立君謀國的「無數之利」；從政，他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文，他招攬門客彙編的《呂氏春秋》集雜家之大成。但呂不韋本質上始終是一個商人，在他的心目中，人和感情都是可以用來交易和謀利的商品。正因為呂不韋的利慾心太重，所以他既沒有像范蠡那樣在功成名就時急流勇退，也沒有像管仲那樣富有「三歸」而得善終，卻因後宮淫亂而罷相，最終飲鴆而死。由此，李慶鵬對呂不韋作了演繹總結：就像現代股市，呂不韋做長線投資，炒暴了股市，誰知一夜之間股市暴跌，一代「股神」甚至賠上了身家性命。但不管怎樣，呂不韋不愧為中國商界最早的「風險投資家」。
先秦商家的時代價值
先秦商家的生活在距離我們3800年至2200年這段時間。之所以以秦為分界，李慶鵬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中央集權統治階段，先秦富豪與後代的類比性沒有那樣強烈了。但作者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先秦商家不僅致富有方，濟世有功，更有人立言傳世，成為先秦諸侯百家中善言貨利、富民強國的重商學派--「商家」。
如計然傳范蠡，著有《陶朱公商訓》；范蠡傳猗頓，著有《箴言集》；子貢將儒學和商道有機結合，成為「儒商鼻祖」；白圭更集道、兵、儒、法於一身，以「智、勇、仁、強」四字箴言收徒講學，堪稱中國最早的「商學院」；戰國後期，齊國稷下學宮假托管仲而著《管子》，其核心學說「輕重之家」強調宏觀調控、對外貿易和貨幣戰爭；太史公司馬遷引孔子稱道子貢之言而將商賈稱為「貨殖家」，其《史記·貨殖列傳》可謂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遺憾的是，自漢代以降，除了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為先秦、漢初商賈立傳外，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只論及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班固《漢書·藝文志》也只載錄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均不見「商家」，且從《漢書》起，歷代的《食貨志》都是清一色的「重農抑商」之策。
從歷史時間來看，先秦商家主要集中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什麼呢？李慶鵬認為，時勢造就英雄。春秋戰國之交出現鐵器、牛耕，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土地不斷私有化，井田制遭到嚴重衝擊，周天子王權旁落，宗法制、世卿世祿制、井田制、工商食官、學在官府等傳統制度開始動搖，諸侯爭霸，諸子爭鳴，諸商爭富。這樣一個群雄割據、四分五裂的年代，對於工商階層來說充滿機會。戰亂的時候，小到糧食、牛羊，大到車馬、武器等軍火，商人都可以從中獲取暴利；相對安寧的時刻，他們又可以經營布帛絲綢、珠寶飾品和日用品，在「禮崩樂壞」的浮躁年代這些都是發財的大買賣。春秋戰國的亂世為商人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工商階層迅速崛起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所謂看歷史就是反思今日，捕捉往事就是為今天把脈。顯然，中國先秦時期每一個大事件中，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複雜的，是活生生的，是在變化、衝突、新舊交替中尋找着自己的出路，也是在尋找着「歷史的出路」。可是，受制於時代的發展，受限於心態與眼界的不同，受困於歷史與現實、經驗與歷史現實的交互，他們也許只能有限地突破，卻留給後人豐富的參考與經驗。當我們回頭推開時間這座屋子的大門時，那些「死」的歷史再次「活」了過來-歷史為我們開拓了眼界、讓我們調整心態，而先秦時期各種歷史人物的命運和選擇，乃至大膽嘗試，或許也讓我們積累了經驗，面對當下新的社會和經濟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