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黃肇邦花費兩年追蹤三個面對生老病死的家庭。繼《子非魚》後，本地紀錄片導演黃肇邦用鏡頭追蹤三個面對生老病死的家庭，花費兩年多時間出入老人院、醫院及靈堂等地，拍下最新作品《伴生》。早前，《伴生》更獲評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其中一部「推薦電影」，於本月和下個月繼續在影院加開特別放映場。紀錄片在香港一向受到主流冷待，黃肇邦卻不求回報只求社會多一分包容，他堅守獨立電影的精神，以客觀的鏡頭，反思人與人的相處之道。
文、攝：陳添浚
前作《子非魚》只是在香港放映了十多場，《伴生》直至現在為止也只是放了二十多場，和一般觀眾距離較遠，但黃肇邦卻深信，自己的訊息能透過在影院上映時口碑的積累，又或者一些社區和學校的放映，傳遞到知音人身上。「我正職是做製片工作，再以自己的工餘時間去拍攝紀錄片。我甚至一開始就有了電影不能完成的心理準備，所以從來沒有市場顧慮，所以普羅大眾的接受程度也不是我拍攝的首要考慮，這有助我保持獨立性，自由自主地創作。」
喜愛從旁靜觀默察
除了獨立性外，黃肇邦認為紀錄片必須客觀和誠懇，絕對不能有預設立場：「紀錄片的觀點必須開放，單一立場的話就與植入式無疑了。有一些紀錄片導演，例如米高摩爾（Michael Moore），採用很娛樂性的手法，也有一些調查性質的紀錄片一開始就設定了要追查到的事情。但我的方法有點不同。我會先選擇一個我關心的課題，自己在旁觀察，再讓事態自然發展，自己不會介入，所以每個課題我一般都會準備用好幾年跟進，《伴生》最後只用了兩年，其實已經比我預想中短。」
突如其來的死亡
提起拍攝《伴生》的念頭，是受之前《子非魚》所觸發：「拍攝完《子非魚》的貧窮家庭後，我對家庭、對人倫關係等議題的興趣也加深了，所以就到了老人院當義工，慢慢了解和學習，並在過程中發現到這三個有趣的家庭。之後我跟他們溝通好，獲取他們的同意，就開始了拍攝工作。因為我是沒有預設立場的，所以被拍攝者的離世，並由此引伸出電影中對死亡的反思，完全是一個意外。一開始沒想到玉梅婆婆這麼快過身，拍攝的頭一年半載心情很沉重、很多負能量。」為了如實記錄三個家庭的故事，黃肇邦這兩年間拍攝的次數多不勝數，經常出入醫院、殯儀館等地方：「幸好松哥願意讓我們拍攝喪禮，也得到東華三院方面幫忙與不同醫院溝通，拍攝才得以順利進行。」
以同理心化解隔閡
電影的出發點是家庭中的「伴生」關係，但黃肇邦認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伴生」關係也可以拓展到其他社會人倫：「家庭是最基本的人倫單位，因為那是出生的地方。但其實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都離不開人所共享的同理心，我們對待不相熟的人也應該有基本的同理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時有盲點，照顧者如果缺乏同理心，就不能體會被照顧者的心情，被照顧者的意願和想法就不能有效傳遞到對方。因此，學習如何聆聽、尊重及接受對方的想法很重要。」
黃肇邦還透露，電影拍攝完成後他依然有和三個家庭保持聯繫，而且他們全都看過電影：「他們也很好奇另外兩個家庭是怎樣，我覺得這種好奇歸根究底其實也是出於一種同理心，希望透過相互理解而達至共融，而不是比拚高下。」他續說：「陳小姐告訴我，她看完電影後才發現多年來原來自己精神這麼繃緊，但我們總是看不到自己的問題，而且華人社會價值觀可能較含蓄，我們總是礙於表達，這其實也要靠同理心去解決，由別人的角度去觀照自己，相互包容和理解。」
照顧家人是一門學問
最後，黃肇邦表示，其實拍攝過程中他最享受的就是與人相處和接觸的過程，而且他喜歡把握這些經歷從中學習：「除了學習與家人的相處之道外，我在拍攝過程也學會了一些照顧人需要的硬知識如基本醫學。」他明白到要早一點規劃自己晚年的生活：「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很多人心中的一條刺，就如電影中陳小姐送了父母入老人院後心裡一直很糾結，覺得自己沒有盡好女兒的責任，所以要趁自己還有能力自理時要提早與家人達成什麼時候入住老人院的共識，讓雙方釋懷。」
最後，黃肇邦透露，他不久前寫好了一個劇情片的劇本，劇本總結了自己拍攝十年生涯的人和事，當中有一些之前未必拍成但又很有意思的故事，希望將來能在大銀幕上分享給觀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