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在文學對談中。生活的虛構、交際的虛構很多時候都不能夠為人所接受，但是寫作的虛構則普遍為大眾所喜愛。人們在寫作的虛構中享受生活的種種美好。雖然這種美好是建立在虛構的符號基礎上的，但是「虛構的幸福」也是幸福。董啟章和駱以軍日前的文學對談，作為今次香港文學季的開幕講座，更是為這一主題帶來了不少深邃的思索。■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
創造和虛構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同意語。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學術概念上，二者有巨大的差別。但是在文學家的眼中，這其實只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不同表述方式而已。從這個意義上看，虛構的幸福在寫作中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存在。這種存在不能夠被剝奪，也會帶來對生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心理建構。在這一過程中，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寫作：幸福與文學機器
當人們對幸福進行深度定義時，在講座中的董啟章則直言：幸福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他認為，講到寫作就必然牽涉到虛構，但是寫作的人是否真的幸福呢？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就與虛構的關係而言，他表示，在創作的初始階段，寫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虛構，只要文字寫出來，就會被當作真正存在過。但很多時候，寫作其實是一種對再造經驗的把握，更是在處理身邊的事。他在講座中直言，2000年之後開始寫作長篇的《天工開物》，便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受：未有幸福感。
在這個意義上，董啟章覺得，虛構有虛但是也有實。比較有趣也頗為值得深思的事，在董啟章看來，虛構的意義其實非常廣泛。他以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開埠歷史為例，指出其實也可以用「虛構」一詞來形容香港的變化。在他看來，香港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島，而維港兩岸本來其實什麼也沒有。從這個角度看，董啟章認為，香港--包括它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被發明和虛構出來的。
所以，就文學意義的虛構而言，董啟章認為，除了物理上的虛構之外，歷史、文化的敘述也是一種虛構，這一切都適合用小說去處理。但是小說創作的背後其實是對文學寫作的堅持。然而董啟章擔憂的是，如今的作家們似乎失去了隱居的權利。在他看來，隱居對於作家的寫作具有非常大的作用。然而，隱居在這個時代，對作家而言已經變得不可能。因此，當文學家們不再有隱居的空間去思考人生時，作家們其實也就變成了一部文學的機器。董啟章的憂慮中可以感受到，從幸福的寫作到文學機器，有時可能只是很快的過程。文學作品若成為了機器大生產的產品，也就徹底失去了它的精神價值和意義。
華麗外表下的自省
來自台灣的駱以軍則用大量的實例來對虛構的真正內涵進行解構和敘述。風格詼諧幽默的他用最為風趣的表達方式，讓聽眾對虛構的生活外在產生了反思。
他講述了自己曾經看到過的一段中國內地電視節目中的少年所展現出來的驚人能力：這個少年能夠用非常短的時間將不同沙畫作品的樣貌記憶清楚，然後在這些沙畫作品回復成為沙子之後，能夠用「看沙識圖」的本領去說出不同沙子之前的造型名稱。駱以軍對這位少年的能力倍感驚歎，但同時也對這位少年的這種「超強能力」感到了某種程度的憂心：這難道就是這位少年的全部真實嗎？
駱以軍又以電影《久美子的奇異旅程》作為切入點，講述了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因為受到之前電影《冰血暴》的影響，一個日本女子對這部電影中講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戈小鎮藏有寶貝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駱以軍表示，日本女子前來美國尋寶的故事是真實的，但後來這一故事又被拍成了電影。真實與虛構的界限顯得越來越模糊。
因此駱以軍認為，虛構乃是在記憶之下充滿想像力的活動。從駱以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學中的虛構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有機體，虛構與真實並不明顯的界限則成為了文藝家們能夠無限揮灑的空間。虛構離不開真實，如果這種虛構脫離了真實而沒有意義，則華麗外表下，人需要對自己進行反思。
創作之外有真實
透過文學季的這一次開幕講座，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如果真的將創作界定為虛構，那麼創作之外的世界有真實嗎？
文學創作中的社會或是生活情節和人物角色與刻畫，乃是一種對生活的反映。即使是再脫離現實的文學形象，就本質而言也是對真實世界的另一種扭曲式呈現。創作之外是有真實的。這就讓讀者或是受眾能夠在更加具體而真實的環境中去感悟文學形象所帶來的生活影響。一部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小說，也許是對生活的真實表達，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未來生活的一種嚮往。因此，當文學真實與生活真實發生了非常具體的對撞時，作為讀文藝工作者則應該堅守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之上。唯有堅守具體而實在的真實感，一部作品甚至才有具有真正的、無可辯駁的意義所在。
畢竟，不能夠忽略的是，創作的本質也是真實。因此，文學季的開幕講座，其實是對閱讀背後的社會模式全方位的表述。這是生活的意義，也是創作之外的價值解構。如何讓虛構的幸福成為真正意義上真實的幸福，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文學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或許是未來的文學創作者們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