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傳銷肆虐三十年下篇
天津靜海公安6月份剛剛將盤踞於靜海地區的非法傳銷組織「蝶貝蕾」連根拔起，然而僅過了一周，誤墮該非法傳銷組織的內地大學畢業生李文星的屍體就被發現。有媒體曾報道，自2008年至2014年6月間，靜海區工商、公安機關累計集中開展打擊非法傳銷行動近400次，累計取締非法傳銷窩點1,300個。然而，如此多的行動卻沒能讓非法傳銷在靜海消失。據了解，未能根除非法傳銷的主因參與者除了容易自立門戶外，更因為這些組織所在的鄉村都啞忍村內的非法傳銷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怡、敖敏輝 綜合報道
警方雖多次打擊 「毒瘤」仍未拔除
8月6日到8日，靜海區開展打擊非法傳銷的「凌晨行動」，平均每天出動執法人員6,000餘人，進行出租屋排查、入戶宣傳等工作。事實上，這樣的專項行動在內地的其他省份也時有組織，但成效並不顯著。非法傳銷組織大多選擇鄉村落腳，便於轉移和藏匿。「惹不起還躲不起」的心態成為了當地民眾的考量，形成了一種互相不願捅破的「灰色」平衡。
惹不起躲不起 形成「灰色」平衡
沒有村民具體說得上來王家樓村的村裡到底有多少非法傳銷人員。但這座距離靜海區政府直線距離不足6公里的小村莊，實際上早在約10年前，就有非法傳銷組織的窩點存在。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說，警方好幾年前就開始針對此類民宅進行過打擊，抓人時「光着腳的青年滿地跑」，跑走以後，沒過多久又會捲土重來，出於畏懼舉報後被報復，「惹不起還躲不起」的心態成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過去，形成了一種互相不願捅破的平衡。
據《新京報》的報道，在這其中，村民與非法傳銷組織之間則一直保持着一種默契，互不干擾，相安無事。王家樓村一名村民表示，平日裡這間民房進出的多為青年人，由於早起晚歸，進出人數很多，附近的鄰居都不知道屋子裡具體有多少人。實際上，涉事的民宅產權並非非法傳銷組織所有，伴隨村裡更多人搬走，不少村民也願意「廢屋利用」，將房屋租賃給別人，幾經轉手，最後落入非法傳銷組織手中。
更令公眾擔憂的是，非法傳銷組織總是能夠死灰復燃。反傳銷組織的分析認為，因為參與者眾多，任何一個席捲其中的人都可以另立山頭。「蝶貝蕾案」曾在2006年就被定義為「全國最大傳銷案」，涉案者多達50餘萬人，涉案金額20億元人民幣，疑犯遍佈全國30多個城市。十多年過去了，這個組織也不曾覆滅。
傳銷花樣翻新 手段愈顯詭秘
「儘管媒體做了大量相關報道，非法傳銷窩點被端的新聞也屢見報端，但由於人們對非法傳銷的認知還停留在以前，認為它離自己很遠。」內地反傳銷組織人士蔣德勝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他還認為，由於多年的打擊，一些非法傳銷組織也具備一定反偵查經驗，甚至借助高科技手段來遮掩非法行為，這就要求打擊非法傳銷的手段不斷升級，用更新更好的技術手段來壓制不法行為。
據一份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一種主要依賴於微信、QQ等網絡社交平台的「微傳銷」正在加速擴張，成為監管的「灰色地帶」。如今，傳銷騙局的形式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勢，騙術不斷升級變異，欺騙性更強。傳統的異地操作傳銷模式的發展空間已越來越小，傳銷模式正在向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網絡方式轉變。
蔣德勝介紹，網絡傳銷借助一些科技手段，將新聞視頻、圖片，經過特殊處理，製作成非法傳銷組織的一系列宣傳素材，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很多人對網絡上的一些內容，缺少辨別能力，一旦被打上政府扶持、新項目投資等標籤後，將會降低大家的防範心理。」
由於網絡傳銷隱蔽性強、取證難，打擊難度大，使非法傳銷人員的犯罪僥倖心理增強，借助互聯網的便捷，使非法傳銷組織洗腦更具威力，這些都是網絡傳銷得以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入罪門檻高導致「立案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檢察日報》報道，「『蝶貝蕾』傳銷的洗腦課程，我現在都可以倒背如流。」近日，記者通過電話聯繫到資深反傳銷人士葉飄零，言談間，他顯得十分平靜。葉飄零曾經在「蝶貝蕾」傳銷組織待過幾年，還做到了一定級別。他退出該組織後，2005年與幾名志同道合的義工成立了反傳銷同盟，至今已解救上萬名受害者。據葉飄零所說，非法傳銷組織有成員會專門研究法律，因此對抗能力很強。
在葉飄零看來，非法傳銷活動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立案難。「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僅規定對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進行追訴。對於30人以下的，公安機關就不能立案了。」據內地法律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定罪標準是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曾有案例因非法傳銷窩點一共只有29人，最終警方不得不將他們全部釋放。
學者倡打擊多次參加非法傳銷人員
一位有着豐富非法傳銷案件辦理經驗的檢察官告訴記者：「這幾年，他所在的檢察院一直注意打擊傳銷犯罪活動。但從辦理的案件來看，基本都是對一些下游犯罪進行處罰，如非法拘禁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等，對非法傳銷行為本身定罪的很少。」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彬則認為，從立法的角度講，「30人」和「3級」的規定是合理的。「要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就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有傳銷組織存在，二是起到組織、領導作用。『30人』是對『傳銷組織』存在的人數認定；『3級』則是對在傳銷組織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結構認定。」
袁彬說：「之所以不對其他參加者進行刑法處罰，是考慮到很多參加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們實施其他犯罪行為，如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他續指，從立法角度，可以考慮將多次參加非法傳銷的人員，納入打擊範圍。
內地常見的非法傳銷手法
以招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傳銷
誘騙學生、農民、下崗職工等群體，採取暴力或軟暴力方式控制人身自由，並操控他們從事傳銷活動。
謊稱「國家試點」、「西部開發」組織傳銷
以所謂「資本運作」、「特許經營」、「加盟連鎖」、「連鎖銷售」等形式，以高額回報為誘餌，誘騙群眾到相應地區從事傳銷活動。
假冒直銷企業進行傳銷
直接冒用正規直銷企業的企業名稱或冒用其名義，通過網絡招聘銷售人員及作出虛假宣傳，以銷售商品為掩護，以高額返利、高額回報為誘餌，通過發展加盟商、業務員等形式從事傳銷活動。
新型互聯網傳銷
打着資本運作、項目投資等旗號，對不特定對象招募會員，以返現為誘餌拉人頭發展下線等形式組織領導傳銷活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缺乏聯動機制 非法傳銷猖獗
針對如何有效的打擊傳銷犯罪，專家們普遍認為，打擊非法傳銷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動員、各部門聯合，多舉措持續打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董邦俊教授認為，相關部門對市場經營的管理不夠嚴密，他舉例，當前網絡經營信息發佈與網上經營活動常常處於無人監管狀態，如李文星遭遇的BOSS直聘，這很容易被非法傳銷組織鑽漏洞。
董邦俊還認為，除了監管問題，各部門在打擊非法傳銷上沒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是非法傳銷活動屢禁不止的另一重要原因。當前，中國在打擊非法傳銷層面，尚未形成聯動機制，如就業信息的發佈與規範、電信網絡信息的管理、公安機關對非法傳銷案件的偵辦、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活動的監管等。「這令非法傳銷活動犯罪處於管不了或無人管的狀態。」 董邦俊說。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彬教授認為，在協調聯動方面，不僅需要各部門聯合，還需要各地區聯合。因為，很多非法傳銷活動，並不限於一地，而是跨省或者全國範圍存在。袁彬認為，針對某些非法傳銷組織，最好由公安部成立專項部門統一指揮，協調各地集中打擊，才能徹底清除社會「毒瘤」。
袁彬認為，這些互聯網「創新」產品還缺乏與之相配套的風險監管機制，而相關部門也尚未將其納入監管之中，給了非法傳銷組織可乘之機。而導致非法傳銷野蠻生長的更深層次原因，是非法傳銷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進入新環境，人們對傳銷活動並不了解，在面對超乎尋常的利益誘惑時，很容易便深陷其中。」袁彬分析，這類人往往存在貪便宜和僥倖心理，即使明知違法，也認為自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特稿：假冒國家政策 官員不慎中招
內地《半月談》調查說，將傳銷行為包裝得美輪美奐是傳銷分子的慣用伎倆。
山東濰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今年在打擊一宗以某商城名義開展的傳銷活動時發現，傳銷組織以編印內部刊物為手段展開自我宣傳。翻開這份刊物2016年第1期，可以讀到大量對歷年中央一號文件，「互聯網+」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政策的曲解，以及多位國家領導人活動報道的拼貼，傳銷組織將這些政策和國家領導人活動巧妙「嫁接」到其傳銷模式和活動中。貌似響應國家政策的投資項目、捏造的高額回報率，以及傳銷分子的洗腦式灌輸，讓全國多地群眾聞之心動，趨之若鶩。
在山東濱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去年偵破的「百川幣」互聯網傳銷案件中，傳銷組織也假借「互聯網+」及「一帶一路」旗號，發展所謂「互聯網金融」，涉及24個省區市90餘萬會員，會員層級多達253層，涉案金額21億元人民幣。
根據警方介紹和網上流傳的地方電視台報道視頻顯示，這個傳銷組織2015年召開700多名會員參與的「百川世界互聯網峰會」，會議地點選擇在中部某省一地級市市委黨校，該市副市長到會致辭，商務局局長、副局長等領導幹部出席。辦案民警說，直到偵辦案件時，「百川幣」傳銷組織「投資」地區的部分黨政幹部還深信該組織帶來的是招商引資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