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雕像承蒙書友推薦，新近讀了葉石濤隨筆選集《府城記事簿》。這是一位出身台南，小說、評論、文學史皆有成就的多棲作家，其經歷不僅充滿孤憤寫作的悲愴，也可讓人回顧戰後台灣重新認同中文的艱難歷程。■文：彌嘉
令人吃驚的是，原來日佔時期，台灣同胞身為亡國奴，徹底被剝奪使用漢語的權利，當時的台灣從官方到教育清一色日文，禁止使用中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殖民政府更嚴禁使用台語，同時廢止報刊雜誌上的所有中文欄目。漢語只能被當作一門外語來學，而且必須由日本人授課。即使在此情況下，懂日文的葉石濤父母，在家中、在子女跟前仍無講過半句日語。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只能從事醫生、小學教師，其餘的要害部門都不得涉及。葉石濤唸中學時上過日本人教的漢語課，可是用日語把字句倒過來唸的中文，非常彆扭，所讀的《出師表》等古文也很快就忘記，根本看不懂白話文，《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也都只能看日文版。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作家如郁達夫、郭沫若、魯迅的作品，他們也都是通過日文譯本接觸的。日本人即使譯得再好，可至信達雅，但是無法傳遞中文特有的韻味。「至於民族風格更不用說了，日本人常有意無意地損傷了中文原有的民族風味。」書中如實記述了台灣人民被剝奪使用母語的悲情一幕。
學習中文的熱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民眾欣喜若狂，抑止不住回歸祖國，重做中國人的喜悅。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七日，等待中國軍隊登島的六十天裡，他們由鄉紳領導，自發進行民間自治，維持治安，準備各種活動迎接中國軍隊抵台，同時管治長達六十天的「真空期」。其時，島上還有七十多萬日本軍人、官吏和平民。台灣百姓在基隆碼頭蓋起了瞭望樓、 凱旋門，期待第一時間看見自己的軍隊登陸，洗刷自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以來，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恥辱。
緊接而來的是一股中文學習的熱潮。戰後的台灣人開始重新學習語文，學習說寫，絕對不能再使用敵國語文。而之前的台灣教育從小學開始，一直是以日語授課，戰後要改為以「北平官話」來授課。可是很多人連台語都講不端正，要講一口「北平官話」談何容易？可是，台灣人民以強烈的民族自尊來實現這場文字光復。與此同時，各種義教在台島熱火朝天展開。
葉石濤苦學白話文的方法是：死啃《康熙字典》，抄寫《紅樓夢》。「我下決心要學到漂亮的北京官話。學習祖國語文，不但是做教師的我責無旁貸的任務，同時我還有野心，想應用祖國語文去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來呢！」經過兩年的努力，葉石濤可以不必經過日文，直接閱讀由登島軍官借給他看，三十年代文化生活書店出版的魯郭茅巴老曹（即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著作。一九四七年，他已能用白話文發表作品。省籍第一代作家大都有類似的經歷。
寫活台灣文學史
葉石濤生前命途蹇拙，飽嘗寫作之困苦：往往在撰寫時一想到作品去向難卜，「提筆的手都發軟」。身後卻享有台灣寫作人對他的敬重和追懷。他只上過一年台南師專，卻在大量小說創作和評論之外，成為撰寫台灣文學史的第一人。他不單是小說家，也是一位理論家，一個從創作中打着滾兒出來的理論家。他對純文學的見地尤其中肯：純文學都具有反叛性質。書中也談到台灣五十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即反共又懷鄉，這不啻是一個給人想像空間的奇妙結合，其矛盾性恰好構成一種異質，對台灣文學產生一定的影響。《府城記事簿》從個人視野出發，由一個側面寫活了跨越六十年的台灣文學史。看封面作者照，葉石濤似一個典型的台南老農。事實上他卻是一位創作和理論俱佳的文學奇才。他在回憶妍媸不一的家族女性時寫道：「為生存而奮鬥的行為都是高貴的」。她們所表現的人性弱點也難免傷及同類，但在葉石濤看來：「這是個生存問題，考慮道德或悲憤無濟於事。」
能以這樣的入世精神來經營文學，刻畫人物，其異乎尋常的善解人意，使我對接下去要讀的葉著《台灣文學史綱》別有期待。
《府城記事簿》是彭瑞金教授從二十三冊，近五百萬字的《葉石濤全集》中選編而成，某些篇目所憶舊事稍嫌重複，但作為戰後台灣文學史的補充，很有可讀之處。葉石濤的文字樸實到位，不悶不滯，無處不顯的葉氏幽默更是引人入勝。彭瑞金指出：「不按牌理出牌的寫作，似乎是葉石濤文學的特質，而且是從童稚時期就有的慧黠」。
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