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230年前，37歲的歌德帶着行囊逃向意大利，一年零九個月的旅居中，他說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車輪上解救下來；100年前，36歲的日本散文家永井荷風漫步於東京的大街小巷，寫下《東京散策記》。2016年，27歲的蔣方舟應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邀請，前往東京旅居一年，回來後就有了《東京一年》這本日記體的新書。
《東京一年》收錄蔣方舟旅居日本一年中的46篇日記，其中還包括她的評論、演講、小說，極具思想性的隨筆，內有日本導演伊藤王樹的照片，附有蔣方舟手繪的地圖，給人以輕鬆而不密集的精神體驗。閱讀的過程，就像是行走在蔣方舟的東京文學地圖上，一年的時間不算長，她對生命的思考和人性的探討卻是深刻的、獨到的，甚至尖銳而直戳痛處：「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着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你無法理解她對底層、民間、民族、國家那種與年齡不甚相符的關注與憂慮，你也無法理解她對時尚、潮流的領新與領悟，乃至於對兩性、家庭、婚姻和仇恨，她都有自己獨有的見解和坦蕩。」正如作家閻連科所說，蔣方舟的旅居充滿獨立思考和真誠對話，絕不遜色於阿城的《威尼斯遊記》和松尾芭蕉的《奧州細道》。
日記中筆墨最多的就是看展覽。從六本木的森美術館看村上隆的《五百羅漢圖》，到表參道的根津美術館；從三島由紀夫文學館看原稿，再到比較偏僻的神奈川縣美術館葉山分館看芬蘭女畫家的作品；從東京都美術館看伊藤若沖、看川端康成的展覽，神樂阪新潮社120周年展覽，再到淺草小而隱蔽的劇場看脫衣舞表演......撲面而來的異國情調，細膩清晰的文化感受，別具一格的審美精神，使人恍若置身其中，蔣方舟擅長的文學思維和人性洞察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川端康成展覽中，串聯起展覽的是三個女人，初戀愛上的女招待伊藤初代，後來迎娶的妻子松林秀子，伊豆的舞女中的演員吉永小百合，「展覽以川端康成的初戀少女作為開始，以他晚年和少女並肩行走的照片作為結束，其中溫柔而幽默的暗示不言而喻：他當然熱愛藝術和風物之美，但最能激起人激情的美，還是易變脆弱少女的美。」在另一則日記中，由電梯中張貼「失物招領」的老爺爺，她引發對日本老年社會的思考，提到川端康成小說《山音》中的故事，年過花甲的信吾眼看身邊老友的死去，生活空虛，家中唯一的亮色就是兒媳菊子，他在秋天柔和的光線下打量菊子，因為預見這種少女的風采會伴隨線條的膨脹而消失，他不禁黯然傷神。少女的象徵意義不過是對生命的無限憧憬，對死亡的深深惶恐。
再比如，看脫衣舞。蔣方舟用女性的敏銳視線，對比曾在俄羅斯白熊酒吧、巴黎全世界最負盛名的瘋馬秀、緬甸準色情的人妖表演，道出觀看後的隨感：任何民族的性文化都不能簡單地用「變態」兩個字概括。她進一步道出自己的審美源頭：20世紀30年代脫衣皇后吉普賽．羅斯．李在寓所裡修改小說的照片，她穿着舒適的襯衣，地上一團團廢紙，「我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這是精神世界的一種借鑒，抑或是女性意識的一種勝利。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瀨戶內海的藝祭，臨海觀瀾使蔣方舟想起《海邊的卡夫卡》中的少年，更多的是被隔離後的自我回歸，「看山看水，其實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視和狹隘。」
而位於靠海梯田中的豐島美術館，宛如一顆水滴，被她稱為最柔軟的建築，「所有人都如癡如醉地趴在地上觀察水珠的滾動，我第一次發現水是這樣的，像毛毛蟲一樣拉伸自己的身體，追趕同類，渴望和它們融為一體。因為受傾斜角度和環境影響，水珠經常在半路停止了流動，我發現自己竟然握着拳在給它們加油。」這與其說是藝術帶來的饋贈，不如說是擁抱自然的體驗。
除了行走於各種展覽之間，蔣方舟的東京文學版圖上更多的是對世相的觀察和人性的叩問。她由江緒林自殺想到知識分子的困境，他「並不是因為無法做好自己的情緒管理，而是因為無力捍衛社會美好的失望」，繼而她感歎「苟活的理由大概是我依然卑微地渴望愛和被愛」；她由困在象牙塔中的「斯通納」們以及「契科夫式的俄羅斯知識分子」，觸發對現代人生存的深思；她由「昭和民族的張愛玲」向田邦子的多舛遭際，感喟「愛情就是不平等」；最令我痛徹心扉的是，蔣方舟對生命個體的同理心和體察力，日本一年輕人闖進殘障人安養院殺死20多人，她「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的行為」，以二戰大屠殺進行深度闡述，「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重讀庫切的《恥》中，她尋找到盧里精神世界陷入恥的泥沼後的一道「窄門」，探尋卻是全人類的共性精神課題......盧里以平等地對待動物獲得自我救贖，而更多的人呢？這就是作家亟需思考的問題。正如蔣方舟與日本作家西木正明的文學對談《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殘酷的事實遠遠比作家的想像更有力量。這也是作家無限接近真相的書寫之使命。
主持人白岩松曾在書中說過：「雖然在行動上，是看日本，看美國，實質上，是看中國，看我們未來的路。」蔣方舟旅居日本也是如此，她眼中的「流亡者景觀」，飲酒後的放縱本相，「東京站上的日本人的iPhone超過一半屏幕都有裂痕，他們焦急地奔跑向檢票閘口，彷彿急着匯入一條河流」；她關注的生命個體，歌舞伎表演《妹背山婦女庭訓》中的男旦坂東玉三郎，芬蘭女畫家Helene臨死前的自畫像，在美國讀書的網友E自殺未遂，回國一趟路上遇見有人被砍死的無常訓練，已經逝去的靠喝酒聯繫起來的文學景觀......這些也是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一個出口、一種借鑒。
當然，她的人性叩問不是為了批判什麼，而是勇敢地直面，就像她對弱者處境的反思，以遠藤周作《沉默》中的洛特里哥和格林的《權利與榮耀》中被處決的牧師為例，從中窺見向上攀緣的精神信念：對公平的追求、對自由的嚮往、對弱者的同情、對藝術的熱愛。「就像在東京度過的這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因為人性進化得很慢，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而精彩，惟有在看不見的屏障中認真地活着，獨立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