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閻連科為讀者簽名。 劉蕊 攝出生於1958年的閻連科今年六十歲了，如果說兩年前他憑小說《日熄》獲頒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時還處於對文學創作、對作家身份的深深焦慮之中，那麼今年的他在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採訪時則顯得「從心所欲」許多，「對我來說文學的命運是不可違抗的，唯一能做的是把能寫的寫到最好。其他交給別人不要管。」正如閻連科在新作《田湖的孩子》中談故鄉，「就在那落塵中尋尋覓覓吧。也許能找出一些不捨扔棄的東西呢。找着和找着，也就找着和找着」，他寫着和寫着，也就寫着和寫着了。■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谷素梅 河南報道
2018年8月甫一面市，《田湖的孩子》即登上「華文好書」9月榜。閻連科在鄭州松社書店接受記者訪問時談及此書，說道，「這本書放在我一生的寫作中，它一定不是最好的，但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於能讓大家看到小說之外的閻連科。」
耳順之年憶童年
「一個六十歲的人去回憶他少年時的事情，有三個意義：一個是他老了，一個說明他童心仍在，覺得童年非常美好，值得回憶；第三個是這個社會缺乏了某種東西，這些形成文字的回憶能夠填補社會上的某種鴻溝，填補人和人之間的裂隙。」閻連科說，「比如書中寫到和一個叫見娜的小姑娘相處，單純到不能再單純，但是長大後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這麼單純的事情了。」
不同於閻連科小說的「魔幻」，《田湖的孩子》沒有扣人心弦的曲折情節，它更像是一個平視的紀錄片，採取的是「無技巧」的方式，就像是土地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文字，如他自己所言：「寫散文時不會刻意帶上批判的眼光，而是回憶起哪段就寫哪段，出於本能相對真摯地表達出來。」
閻連科說，《田湖的孩子》和《我與父輩》是一脈相承的。「《我與父輩》可能是我一生中賣得最好的書，在海外也賣得很好。最近，美國方面也正在跟我聯繫，想要先出《田湖的孩子》。我想大家可能都意識到某種東西，這種東西是超越一個地域，超越一個民族的。」
這種超越地域的東西，應該就是閻連科所說的，「世上的浪漫，莫過於某種童年的記憶；記憶中最結實的存在，就是那叫故鄉的地方。」
田湖選定的作家
焦慮似乎始終貫穿閻連科的寫作。他在2016年獲頒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發表獲獎感言時如此說道：「作家與文學，在今天的中國，真是低到了塵埃裡去......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現實，還需要不需要我們所謂的文學。」他也在公開場合說過「寫作無意義」這樣的話。
「說寫作無意義，是覺得你也寫不出《紅樓夢》，也達不到魯迅的水平；說靠寫作賺錢，也不會像郭敬明那樣掙那麼多錢。」他也有對自身創作激情的懷疑，「年齡是沒辦法的事情，極少會出現杜拉斯那樣七八十歲還在寫的。我也經常懷疑自己明年後年可能就寫不出來了。」
但焦慮與懷疑的背後卻是堅持與警醒。「人總是要做點事情，真下地幹活你也不會，去賣菜也不會，就剩下這麼一件事情了。」閻連科只要不離開寫作的地方，便會堅持每天在7、8點左右坐下來寫兩千字。「有的時候也會有一點點僥倖的心理，也許我能寫出一部有意義的小說來。只要僥倖的心理不熄滅，寫作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為防止自己「寫不出來」，閻連科會「與青年作家交流，持續讀一些新的東西，以延長自己的寫作。」
閻連科不斷地寫作、寫作、再寫作，為的是什麼？他在《田湖的孩子》中給出了答案：「我全部的寫作不證明任何東西，而只是為了說明，這個村莊、這個家門口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全世界人意識不到這個點，你無法證明。我希望以文學的方式告訴全世界的人：無論地球怎麼樣地旋轉，它的中心是在中國的，中國的中心在河南嵩縣，嵩縣的中心在田湖那個村莊。......文學上，田湖給我帶來的影響已經是超出我們的想像，它不單單是給你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一個情感，而是給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閻連科說，自己是田湖選定的寫作者，「如藏傳佛教，千年萬年，千里萬里，最終選定那個轉世活佛一樣，來選定我成為那個村莊和那片土地上的一個寫作者。」
回不去的故鄉
在書中，閻連科不厭其煩地談及想要「出走」，並且「處心積慮」地謀劃了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對於年少的閻連科來說，田湖是世界的中心，「出走」代表着一種成熟，一種可以承擔的能力。對於故鄉的感知--世界的中心，很自然地會過渡到對自己、對萬物的感覺上，在《找李白》《從田湖出發》《龍門》等篇章裡，閻連科談起在出走途中面對山、草原、道路的感受，「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如今，出走半生，歸來已然不是年少時的那個閻連科。「故鄉回不去是必然的，不是說那裡有個房子就是你的家。」閻連科說，「極少能有真正能回到故鄉的人，那些走出去二三十年的人，每個人都有回不去的感覺。」
閻連科將自己的人生過程比作一輛公共汽車，「從這邊到那邊，進站加油休息又出發，一直在路上跑來跑去。」
「寫作就是排解這種故鄉回不去、北京融不進來的疏離感。」田湖是閻連科寫作上的永恒的故鄉。「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的寫作都有一塊某種文化的地方終身離不開。他一定要和那個地方有聯繫，寫作才能得心應手。這個地方可能就是某些作家的故鄉。」閻連科說，歐洲作家的寫作地域可能大一些，因為他們從小旅行來旅行去，「一邁腳就是另一個國家。」但中國地域非常大，「所以中國作家的寫作是非常特殊的。就小說題材來說，還沒有看到一部特別國際化的。」
閻連科一直強調，田湖是他文學寫作的中心。「不管多麼神奇古怪的事情，放到這塊土地上我都會得心應手，離開這塊土地，我沒這個能力。」
「但是要注意，你有能力把全世界的故事放到你的村莊，那麼你有沒有能力把這塊土地上的東西放出去，放到全世界，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閻連科評價自己的作品《受活》，裡面有一個情節就是把列寧遺體買回來。「若干年後，小孩子都不知道列寧是誰了，為什麼要把他買回來。這個時候就要警惕了，這就是你的小說沒有超越時空。」而《炸裂志》有可能現在大家不看，但是當大家看的時候大家是懂的。他又舉例茅盾的《子夜》，「當初那麼火，現在看的卻少了，寧願去看《駱駝祥子》，所以一定要去超越，把故事放回來容易，放出去更難。」
香港是寫作聖地
在《閻連科的文學講堂》一書中，閻連科曾寫道，三年前決定來香港教書，是一種逃離，而香港也成了閻連科的寫作聖地。他住在科大半山的一套海景公寓裡。「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房子就在海邊，非常安靜。」他在香港的生活非常有規律，「下午去圖書館看書，晚上到海邊散散步，每周上上課。而且最重要的一點，人際關係非常單純。」閻連科說，在香港教書，會有很多人專門從法國、從台灣地區或者從其他學校過去聽課，「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而且他們就是來聽課的，不是來看你這個人，來看明星的。」
閻連科說：「在香港，學校的規劃安排都是有計劃的，不會有突發事件，任何事情都會提前一個月半個月告訴你。所以，對我來說，香港就是一個寫作的聖地，寫作的花園。」
而對於「教書」，閻連科也有新的想法，他打算開一門新課。「想把中外文學放在一起，尋找其中的某種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