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一九一九年的那個春天，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四日曇。星期休息。」「五四」學潮前夜，他忙着找房子搬家，沒想到的是運動的烏雲滾滾壓過頭頂，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思想革命。
重新發現「五四」，很多學者都懷揣敬畏，俞平伯就曾說過，每逢「五四」北京大學的同學們總來要我寫點紀念文字，但我往往拖延着光看不寫。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時，葉曙明寫道，「青春五四跟我們數代年輕人的血脈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們愧對五四。」陳平原則認為，「就像法國人不斷跟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他還特別指出，「與五四對話可以追懷、摹寫，反省、批判，唯一不能允許的是漠視或刻意迴避。」因此，「五四」運動在今天依然有着現實意義，人人都生活在「五四」精神的餘蔭裡，其中最矚目的莫過於文學的革新。
蔡元培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序言中曾寫道，「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是一場最壯觀的精神日出，那麼，第一抹曙光一定是照在了《新青年》雜誌。從文學眼光看，翻閱《新青年》對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但是，追溯《新青年》的紅色歷程，就是重返「五四」現場，深掘精神流脈和改革初心。「五四」時期曾出現過兩個思想震盪最為劇烈的波峰：一個是打倒孔家店，一個是文學革命。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的《新青年》就是文學革命的載體，被視為「中國近五年的思想變遷史。」它是見證，也是燭照；它是匕首，也是陣地；它是輿論，也是坐標。
《新青年》的創辦人是陳獨秀，最初背靠群益書社，依託北大同人，從第四卷開始對外徵集稿件，早在創刊號上就闡明了辦刊的理念，「因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這與魯迅的觀點極為相似，「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因此，不惜代價擁抱西方，改良中國，以「德賽先生」啟蒙救亡。而處於新舊交替時代，各種流派與社會問題扎堆，從《新青年》發表的文章也能看出，從評議孔子、女子貞操，到歐戰風雲、國語進化、新詩技巧，組織易卜生專號，戲曲議論等，無所不包，產生矛盾也是正常。但是，陳獨秀堅持「仍以趨重哲學文學」，以運動的方式推進文學事業。
這期間，最有含金量的作者當屬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故鄉》等短篇小說先後刊登在《新青年》，一經發表就引發轟動，成為最矚目的文學革命實績。魯迅稱自己只是「打打邊鼓」，「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毫無疑問，「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魯迅的雜文和小說可以說是立了大功：一者，開創隨感、通信等新式文章，「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這期間，有些時候，沒有話題也要製造話題，沒有圍攻就自己扮敵人來圍攻，形成一種新舊對抗的局面，甚至上演「雙簧戲」，激烈的辯論無疑是語言革新的催化劑，從標點符號、廢除文言，到文字橫排等等，如胡適的獨白，「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二者，以革命家姿態佔領文壇，保持相對自由的對話狀態，言辭偏激避免不了，輿論壟斷成為《新青年》特色，「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說到白話文，不得不提胡適，他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打響文學革命的第一槍，還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蔡元培稱如果能變成一部完整的，「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三者，是痛斥封建奴性，無論是《狂人日記》、《野草》，還是「救救孩子」、「娜拉出走」，都是他以一己靈魂苦悶，尋求苦難民族的出路。他愈是孤獨，鐵屋中的吶喊愈發有力量，他愈是愴痛，動盪中的交鋒愈發見真相。他的小說中寫過很多人的死，不過是以死呼喚生，充盈着巨大的同情，因為革命並非救人死，而是救人活的；他與黑夜為伴，與絕望並肩，這是看透真相後依然懷揣希望的英雄主義，「如此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他才是「五四」的「招魂者」......以個體之痛喚醒麻痹大眾，以及那些被壓迫的人們。一九二零年九月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魯迅在回憶中說，他只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今天，我們重新發現「五四」，追溯《新青年》，其實就是尋找精神的啟蒙源頭和文學的探索路程，依然有着喚醒理性、啟蒙思想的重任。人性進化得很慢，同樣，思想改良也很慢，有些時候甚至會出現反覆，「中國的改革往往反覆，多年的沉滓只要被攪拌一下就又泛起來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離我們並沒有多麼遙遠，在《陶淵明的遺產》一書中，張煒先生曾提出，「由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歷數下來，我們不免會想這樣一個問題：隨着時光的推移，人類在追求自由與尊嚴方面，到底是進步了還是後退了？這種追求的願望，是強烈了還是淡弱了？」在自然面前人類的確進步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在人文領域、在精神範疇內的進取，卻談不上多麼明顯。即便就自然科學的進步而論，在獲得許多新知識的同時，往往又被這些知識框束和制約。」尤其是互聯網高科技，又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巨大危害，「即便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方面看，人類也不完全向着自由和尊嚴的單一方向前進，我們的尊嚴和自由在不斷擴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定被瓦解。」可見，這就是思想提升的必要性和持續性。
「五四」之所以是青年節，不是文藝節，之所以強調它是精神事件，而不只是政治運動，恰恰在於它的思想啟蒙和民主精神，以及革命先驅用獻身精神澆灌而出的精神之花。陳丹青用「後患無窮」和「光芒萬丈」概括五四，而陳平原則用「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總結「五四」風采，可見，「五四」的精神脈動在今天依然強勁有力。紀念「五四」就是要回歸自我，擁有獨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意識。如果我們在面對公共話題時能多一些克制，少一些盲目，在遭遇正義被侵時多一些勇敢，少一些冷漠，或許這就是最好的傳承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