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博士
美國的政制，源自三百年前的英國，至今仍然留存相生相尅的兩大特點，影響着華府的內政外交，也影響着世界和平。其一，和歐陸不同，英國及其前殖民地，如美、加、澳、紐的選制，更有利於兩黨而非多黨制。其二，美國總統的憲政角色，參考君主立憲前後的英皇而立，在講求分權的西方國家當中，美國總統的權責，比起任何國家元首都要高。
兩黨制帶來穩定的政黨輪替，以及行政、立法互制，卻始終無法避免執政權、審議主導權交棒後，管治體系持續互相傾軋、動輒改弦更張。由於有參、眾兩院，以及各式團體、學界、傳媒制衡，總統權力大，但任期又不超過八年的問題。但是，美國總統對外施行國力和個人意志，卻始終難以受到制度性制衡。
這一點，連聯合國大會、安理會，也難以抑制之。在伊朗核問題上，即使中、英、俄、法齊出，再加上德國，都難以避免白宮主人說變就變。冷戰結束至今近三十載，華府中東政策隨其政黨輪替而左搖右擺，不只成為「西亞-北非」地區的亂源，戰爭、恐襲、難民潮等各式安全隱患，更湧向中亞、高加索、巴爾幹，乃至南歐，從而引起俄羅斯，以及西歐大國的軍事、非軍事介入。
從1990年代初到2000年後，布什父子兩次攻打伊拉克，任期居中的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則致力促成以巴和談。到奧巴馬在任八年，逐步將外交、軍事力量從中東、中亞抽出；再從烏克蘭、黑海壓迫俄羅斯。與此同時，又以「亞太再平衡」戰略，遏制中國崛起。奧巴馬促成伊朗棄核協議，其實以上述戰略部署和資源調配為考慮。
亦因此，在奧巴馬任期之末，受其冷落的中東盟友，以沙特、以色列為首，大肆撻伐華府的伊朗政策。直到處處反奧巴馬而行的特朗普上台，沙特王室和以色列極右總理內塔尼亞胡，才收起對美外交炮火。問題是，假如奧巴馬無法平衡伊朗、沙特、以色列的地緣利益與安全關切，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特朗普，又能夠創出新局嗎？
事實上，十年來的中東變局，導致華府對當區的掌控能力進一步下降，特朗普得以運用的外交資源、政策工具和戰略支撐點，本來就比奧巴馬更少。在此期間，俄羅斯、中國、印度，卻和伊朗展開並鞏固了政經合作。如今，在貿易戰陰霾下，特朗普要在亞洲大陸東西兩端左右開弓，其結局將如何？我們且於後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