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玲博士 「就是敢言」成員 在職臨床心理學家
香港少女在台灣被害，疑犯逃回香港，可惜由於香港和台灣之間無移交逃犯的安排，導致疑犯未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因此，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堵塞法律漏洞，把疑犯繩之以法，是還死者一個公道。
但是，修例引發社會一些爭議和憂慮。心理學有一個「Fight-or-flight response」的概念，中文翻譯為「戰鬥或逃跑反應」。人類在受到生理或心理的威脅時，荷爾蒙會刺激身體作出反應，或防禦進擊，或逃跑保命。Fight-or-flight response是人類天生的身體機制，幫助我們面對壓力和危險。這次修訂《逃犯條例》，有人立刻跑了，有人全力反抗，這些人肯定主觀地感到危險，才會如此反應。但是，有更多的香港市民沒有跑，也沒有反對。究竟《逃犯條例》是一種客觀威脅，還是主觀害怕？我們需不需要害怕《逃犯條例》？
一些市民擔心，言論得罪中央，或者從商時做了違法的商業行為，會被送回內地審判。然而修例表明，可判監三年以上的嚴重罪行才移交，並不移交政治和宗教罪，連不少涉及商業的罪行也沒有納入。根據以上原則，商人和專業人士根本無需擔心。除非是在內地犯下內地和香港法例都禁止的嚴重罪行（46種罪行例如謀殺、誤殺、意圖謀殺等），否則《逃犯條例》對一般市民並不構成客觀威脅。
那為什麼有人還心存憂慮呢？綜合報章和社交媒體的論述，所謂擔憂，是主觀認為中央會利用修例，把政治罪、宗教罪和商業罪包裝成符合移交條件的嚴重罪行。用一句廣東話俗語形容，就是「怕被砌生豬肉，監生拉上內地」。不過擔憂須用證據去支持，否則只是一種主觀情感，並不能成為事實。
環觀國際，目前已多達55個司法管轄區，例如澳洲、法國、比利時等，已與中國簽署引渡條例；另外，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都已與中國簽署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美國和加拿大亦曾以個案刑事向中國遣返逃犯。可見，不少西方國家都願意和中國共同尊重司法精神，彰顯公義。
筆者希望以心理學的認知行為理論與讀者共勉：應基於證據，並以客觀、符合邏輯及現實的方法看待修訂《逃犯條例》，消除不必要的所謂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