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後的香港藝術館將於11月開幕。香港首間博物館早於1869年由港英政府建立，藏品稀少，曾任香港美術館館長的譚美兒指出「英國人把在外征服的獵物收進博物館裡，所展示的是一種殖民文化概念。若把博物館當成說故事的人，那便是一個統治者的故事......」回歸之後，香港諸間博物館轉身重整「傳家寶」，與國家博物館體系尋求對接，與海外合作辦展，積極回應時代命題，開拓出自己的路。
香港藝術館現任館長司徒元傑指出，其實諸項歷史、地理因素，讓香港成為不少國家珍品的避難所，成就出本地「館藏」的獨特性。如今國家政策促兩地文化交流，這些寶物得以用合展方式走回祖國土地，補足國家研究空白，而管理策劃的「香港模式」亦啟迪內地同業。更重要的是，一個又一個國家政策推展下，一場場展覽的呈現，讓民族文化、歷史的地圖，在香港呈現得愈見完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朱慧恩
香港藝術館館長 司徒元傑：國家珍寶再回故土 港式策展成榜樣
香港藝術館早年由香港美術博物館分拆而出，「我在藝術館做了30多年，同輩的都退休了。」望着落地玻璃窗外的無敵大海景，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感慨道。想當年，香港藝術館仍只佔大會堂一角，現在已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地標之一。數十年間，司徒元傑除了看着藝術館外貌的巨變外，也見證了多年來內地與香港兩地博物館的交流日漸增多。
內地的博物館不乏各種珍貴稀有藏品，然而，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香港藝術館也不乏「獨有」的藏品，像外銷畫、嶺南派畫作，還有兩張王牌──吳冠中作品及至樂樓藏品。這批藏品均曾經或將會到內地的博物館展出，歷史因素塑造了這批藏品的獨特性，這批曾走到大江南北展出的藏品，補足了內地藏品空白的一塊，成為兩地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
港藏書畫補充故宮藏品空白
最近一次捐贈的吳冠中「糞筐派畫作」，是香港獨有的特別藏作，司徒元傑表示，已有內地博物館向這批作品「招手」。其實，過往早有香港藝術館收藏的吳冠中作品到內地展出，香港藝術館的館藏，成為兩地研究吳冠中藝術作品必不可少的重要板塊。
除了吳冠中作品外，至樂樓中國書畫也成了走到內地博物館「交流」的一張名片。去年，香港藝術館接受了由至樂樓捐出的共355件民間珍藏中國書畫，當中一批藝術水平相當高的「明遺民」書畫，會借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
司徒元傑自豪地指出，北京故宮博物院可說是無奇不有，不過，這批流落香港的「明遺民」畫作卻例外。「『明遺民』的這批人都打着『反清復明』的旗號，所以乾隆皇帝不會收集他們的畫作。」司徒元傑說。因此，曾有一段時間，「明遺民」書畫在故宮幾無蹤跡。「當時乾隆皇帝覺得『明遺民』反自己，所以一定不會收這批畫，後來它們在民間流傳，也有很多流落到香港。從藝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它比宮廷畫派更有意思。」如今，這批流落在香港的書畫幾經輾轉，終於有機會回到「故地」，對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而言也極具意義。
除了上述兩項珍貴藏品外，像館藏的外銷畫及嶺南畫派亦曾借到內地展出，為香港藝術館最早期的藏品。司徒元傑表示，廣東一帶的博物館鮮有這類畫作，因此，這批曾借展到內地的畫作，成為內地探索當時華南地區風貌及研究西洋繪畫技法的透視鏡。
「香港模式」啟發內地博物館
兩地除了在藏品上互有交流外，人才交流亦明顯增多。司徒元傑憶述，當年尚在大會堂時，條件比較差，雖然偶爾有交流活動，但數量不多。直到1991年遷往尖沙咀現址，硬件質素提升，加上正值回歸前夕，兩地交流日漸增多，相互取經、取長補短成了兩地博物館交流不可或缺的環節。事實上，香港博物館的管理及營運經驗，正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內地的博物館。
司徒元傑說，在博物館管理方面，香港比內地更早出現相關課程，再加上早年香港的資訊較為發達，較容易向外國借鑑及吸取管理博物館的經驗。因此，香港人在吸收外國經驗的同時，亦不忘探索及發展一套「香港模式」。這套融會貫通的管理及策展思維，讓內地博物館人員十分欣賞。香港的博物館在辦展時往往在展品的演繹上下很多苦功，這是最為內地同業欣賞的地方。「在策展及演繹方面，香港的博物館會花很多心思，去熟悉展品背後的作品故事，這方面要比內地深入得多。」因此，香港人的策展方式及視野，一直是內地博物館人員借鑒的對象。
若說在策展方面香港能啟發內地的博物館，那麼香港博物館人員則在文物修復方面向內地博物館取經。司徒元傑表示，近年也有同事到內地博物館學習，例如到近年大熱的故宮文物醫院學習文物修復。
香港藝術館藏「特別版」吳冠中
司徒元傑憶述，香港藝術館過往也曾有展品借到內地博物館，不過通常只是寥寥幾件，直到它們出現──吳冠中作品。多年來，香港藝術館共接受吳冠中及其家人六次捐贈，至今已收藏450多件吳冠中作品。此後，這位中國藝壇舉足輕重的前輩藝術家的作品，成為灸手可熱的借展藏品，內地博物館爭相借展。「香港藝術館是全球擁有最多吳冠中作品的博物館。」司徒元傑臉上不禁流露出自豪的表情。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黃秀蘭：粵港澳合作交流共同成長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帶記者走進回憶，在過往日子，位於荃灣、僅僅2,000平方米的三棟屋博物館已是全港最大的博物館，直至2000年左右，香港多所大型博物館漸漸落成，由於有良好的硬件，迎來了越來越多與內地甚至國外交流與合作的機會。自2002年起，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促成，此後，在粵港澳文化合作框架下，三地的博物館有了緊密的合作。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也大力推香本地文化發展，使得內地各省市與香港的博物館有更多交流與切磋的機會。
她說，自2000起，香港歷史博物館與內地博物館的合作明顯增多，內地的博物館包括寧波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也有國寶級的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均曾帶着館中的寶物到香港展出。「中國地大物博，各省市的博物館盡攬各種奇珍異寶，這些文物來港展出，往往令香港市民大開眼界。在多年來的合作與交流中，內地博物館為香港帶來珍貴的文物展覽，而香港則把博物館的營運及策展經驗帶到內地博物館。 」
與內地分享經營理念
一件出土歷史文物，如何包裝展覽、讓觀眾覺得吸引，十分重要。黃秀蘭表示，由於內地的博物館人員多是考古出身，故習慣以學術的角度演繹展覽，反而，香港後期漸漸注重博物館的人才培訓。因此，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令香港在博物館管理方面領先一步，故香港的博物館成了內地博物館人員借鑑經驗的一個重要窗口。
內地博物館人員多數考古出身，演繹的手法多由考古學者的角度介紹器物，是十分專門的介紹。然而，現在博物館的功能早已不再是單純地展示物件。「你要令觀眾踏入博物館後，覺得展覽和自己有關。如果看不明，就會覺得很悶。」修讀歷史出身的黃秀蘭憶述，當年入職時，並不要求相關人員修讀博物館學，後來，隨着香港多間大型博物館落成，便開始注重人才培養，例如投放資源，讓同事修讀博物館管理的課程，亦到世界各地交流，因此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對於香港博物館人員多年累積的經驗與視野，內地同業紛紛豎起大拇指。黃秀蘭說。因此，過往香港歷史博物館辦大型的古文物展覽時，對方也會自行來港觀摩，吸收經驗。「他們很渴望吸收那些他們認為成功的經驗，所以學習到的不只是策展的方式，還有如何營運一間博物館。」黃秀蘭憶述。
大灣區促三地合作
自從香港歷史博物館由九龍公園遷往尖沙咀現址後，與內地的交流日漸增多，2002年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早已為三地合作奠下深厚的基礎，加上近年國家大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三地的緊密合作達到前所未有的階段。「自從有了『大灣區』後，合作的緊密程度可說是更進一步。大灣區裡的9個城市也更加積極聯絡香港及澳門，探討如何深化三地合作。」
黃秀蘭欣然說道。自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政策推出後，三地博物館均抓緊發展機遇，加強展覽、研討會及人才培訓等不同方面的合作，取長補短。近年，香港歷史博物館便不時與廣東地區的博物館合作，像上年的「金漆輝映：潮州木雕」便是與廣東省博物館合作，展出了潮州著名的金漆木雕。
「帶路」文物來港 為市民生動講史
黃秀蘭指出，「一帶一路」這些大政策的推展，香港有更多與內地文博機構合作辦大型展覽的機會，讓香港市民有機會看到更多珍貴文物。例如2017年所辦的「綿亘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就是配合「一帶一路」的文博策劃，除中國四個省文物，亦展出帶路沿線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文物。「這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把跨國文物帶來香港展出，作歷史的生動全面介紹。」如此展出策劃，能讓香港市民對國家的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引發他們思考自身與國家的關係，增加對祖國的歸屬感，黃秀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