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人的生態、心態，這書描述不錯。 作者提供■ 黃仲鳴
王韜活在晚清時代，是香港第一位作家、全中國第一位政論家；也是全由華人操辦報紙的第一人。報紙之所以有社論、論評，也是由他開始。近年看他的事跡和文字多了，這裡封他一個綽號：香港第一位風流才子。
王韜在蘇州鄉下時，仍是個懵懂少年，後離鄉會試，深愛南京秦淮河的旖旎風光，什麼舉試，都丟到九霄雲外了。終其一生，他總是偎紅倚翠。初抵香江，即赴石塘咀；去到歐洲、扶桑，都是不忘尋芳問柳。
據葉中強《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描述，王韜逃難香港前，在上海傭書墨海書館，依賴西方傳教士而生存。要風花雪月，自然袋中要多金。葉中強考證，在當時的社會，王韜的收入，是高人一等的：
「筆者查閱了台灣大通書局依據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印行的《??園尺牘》，內中有兩封信足以說明王韜在西館傭書時的基本收入（中華書局1959年版《??園尺牘》未選），一為《與殷萼生上舍》，另一為《寄所親楊茂才》。茲摘錄如下：
數載屏居，筆耕以供甘旨......雖長卿賣賦，歲得二百餘金，而書籍數種，漸以易米，敝裘綈袍，盡質長生庫中。
今茲賣文所入，歲得二百金，尚且以布衾質錢，金釵貰酒，倘一旦歸來，更將何以為計，念之真堪墮淚。」
葉中強引用同時人證詞，歲得二百両，即月薪約17両，當時同在西館為英國傳教士合信作翻譯的管嗣復，其「修脯月止十五金」（月薪15両）。1859年，居滬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職業--塾師，年收入一般為100両（月薪約8両），《王韜日記》中有云：「薄暮，人城往訪筱峰，不值。得晤胡舒塘，知其近設帳於粵人家，歲得百金。」在北京，創辦於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中漢人教習的年收入為144両（月薪12両）。在江蘇，時剛為生員的張謇，於19世紀60年代初赴任江寧縣知縣書啟，所得年薪為120両（月薪10両）。
以王韜這個「初見世面」的後生小子，有此收入，自是個「小康之家」。
不過，在那個十里洋場的上海，王韜仍然呻窮。葉中強分析得好，文人之為文人，除基本需求外，尚有性靈渴求--詩酒吟聯、聚友縱談，乃當時文人的一般社會活動，而徵歌度曲、探花深巷，亦為傳統士人的普遍雅好。特別是當他們來到一個由異質人群組成的移民社會，聯絡同道、尋覓知音、排遣孤獨、重建文人網絡的要求尤顯迫切。晚清上海最典型的公共交往場所是茶樓、酒樓、青樓。因此，與朋輩啜茗、暢飲、訪艷幾乎成了王韜日常生活的三種主要形式。
晚年，王韜生「葉落歸根」之想。回到上海，但沒有返回故里。那種「屢思歸臥故鄉，在吳門覓屋三椽，藉儲書籍」，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了。然在上海及海外都市浸潤多年，王韜作為一個已經享受到城市自由空氣的新型文化人，難再回歸閉塞的鄉土。日常只與滬上一批「報館作家」蔡爾康、袁祖志（翔甫）、何桂笙、孫玉聲等時相過從。在生活方式上，與傭書墨海時期並無二致，依然「看花利涉之橋，買笑莫愁之市」。
因此，說他是「香港第一位風流才子」，實是一點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