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民文學出版社用八年時間傾力打造的《汪曾祺全集》於去年出版。該全集收入迄今為止發現的汪曾祺全部文學作品以及書信、題跋等日常文書，共分12卷：小說3卷、散文3卷、戲劇2卷、談藝2卷、詩歌及雜著1卷、書信1卷，並附年表，共400多萬字。據了解，《汪曾祺全集》的平裝本也即將推出。
今年適逢汪曾祺一百誕辰周年，日前，汪曾祺的兒子汪朗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在網上直播分享「我的父親汪曾祺--老頭兒的隨和與固執」。■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汪朗是汪曾祺的長子，1951年出生的他是散文作家、美食家。在直播分享時，汪朗開門見山地說道：「我自己選的題目是談老頭汪曾祺的隨和和固執，談談我對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但在切入正題前，汪朗「爆料」了汪曾祺的三條「劣跡」。「這些劣跡都不是我憑空編出來的，都有《汪曾祺全集》裡邊文章作為實實在在的證據。」
汪朗說，這個「劣跡」可以加引號，也可以不加引號，因為確確實實是父親幹的一些按照現行標準來說不太正面的事情，但是也是挺好玩的事情。「第一條是他上大學的時候當槍手，被聞一多先生發現了；第二條是他上大學的時候賣弄文采，被沈從文先生批了；第三條是他當了『右派』以後死不悔改，檢查裡頭還死氣白咧地要搞文學創作。」
老頭兒不介意「沒大沒小」
汪曾祺從1940年開始發表作品，其創作生涯歷經半個世紀，跨越兩個時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傳統、師從沈從文，後啟尋根文學回歸民族傳統的思潮。他的創作，小說、散文、戲劇、文論、新舊體詩等諸體兼備，皆取得很高藝術成就，堪稱文體家；又兼及書畫，多有題跋，以博雅名世。他的作品，深受中外讀者喜愛，也是文學研究者普遍關注的對象。
汪朗說，父親「老頭兒」的稱謂是「自找的」，全家人都這麼叫，就連孫女外孫女也是如此。「 由於他脾氣比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來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他總是排在我們家幾口人的最後，剛結婚的時候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孫女、外孫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們家沒養貓和狗，要不然他還得往後排。」他笑。
其實，汪曾祺還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來論述他對「沒大沒小」的看法，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中有一段是這麼說的：「我的孩子有時管我叫爸，有時管我叫老頭子，連我的孫女都跟着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孫女和外孫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頭兒，還經常給他上課，對他的文章說三道四。一次全家人在一起聊老頭兒的作品，大家都說的是好話，只有他孫女汪慧氣哄哄地說：「爺爺寫的東西一點也不好，沒詞兒。」當時她上小學四五年級，老師讓他們從文學作品裡找點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裡，於是她找了爺爺的書翻了一遍，結果一個名言警句也沒找着，於是很生氣。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級，也站在一邊敲邊鼓。她還說：「另外，中心思想一點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按照我們老師的評分標準，最多算個二類文。」汪老聽完一點不生氣，還哈哈笑，嘴裡一再重複着：「沒詞沒詞，說得好說得好。」
對作品固執 想透了再動筆
汪曾祺對一般的事情隨性，但對自己的作品卻十分固執，「往往是想透了再動筆，輕易不進行修改。」
他的「固執」很大程度體現在他的「摳字眼兒」上。汪朗說，這很大程度來自於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的一句教誨，那就是「貼到人物寫」。對於這一點，汪曾祺有許多的闡述，其中有一點是說：「寫其他部分都要附從於人物，比如說，寫風景也不能與人物無關，風景就是人物活動的環境，同時也是人物對周圍環境的感覺，風景是人物眼中的風景，大部分時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風景，用人物的耳朵去聽聲音，用人物的感覺去感覺周圍的世界。你寫秋天，寫一個農民，只能是農民感覺的秋天，不能用寫大學生感覺的秋天來寫農民眼裡的秋天。」這就是他對「貼到人物寫」的一些感受，他的許多作品的行文用字都體現了沈先生對他的教誨，這是他的一個固執。
又比如說另一篇《黃油烙餅》，有一段寫的是蕭勝和他的爸爸到壩上的見聞，其中寫到蕭勝看到一片馬蘭花。文章裡說「呵！這一大片馬蘭。馬蘭他們家鄉也有，可沒有這裡的高大，長齊大人的腰那麼高，開着巴掌大的藍蝴蝶一樣的花兒，一眼望不到邊。這一大片馬蘭，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個夢裡。」汪曾祺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蕭勝是一個城市裡的孩子，他看到這片馬蘭的感覺就應該是進入一個童話世界，但是這個八歲的農村孩子不會有這樣的詞彙，因此他只能寫成他像在一個夢裡。
汪曾祺寫過一首詩，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在汪朗看來，「人間送小溫」是父親的作品特別是60歲以後作品的一個底色，別人很難改變他，這就是汪曾祺的固執之處。
汪曾祺還寫過一篇散文叫《隨遇而安》，回憶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的過程，「其中看得出來，他實際勞動改造還是挺苦的，起豬圈、刨凍糞，扛着170斤的麻袋上高跳，往糧囤裡頭倒。這活兒我都知道，因為我也插過隊，那都是苦活累活，那會兒他都是小四十的人了，能咬緊牙扛過來挺不容易的。可是他在文章裡從來不願意過多地渲染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東西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現給讀者。」汪朗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