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多天沒有回家，裴先生掛念在深圳的家人，雙向隔離之下，跨境家庭的日常生活被打亂。 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舒婕 攝雙向隔離逾百日 一家支柱最難為
「110多天，從大年初四到香港上班，我就再沒見到兒子，沒回過深圳的家了。」在港工作、家在深圳的裴先生無奈地說。2020年春節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為防控疫情，原本繁忙的多個深港口岸關閉，人員往返均需隔離14日。雙向隔離之下，兩地往來猶如按下暫停鍵，讓跨境一族們手足無措，跨境家庭有的只能暫別一方，商務人士也不得不暫緩部分業務。對於他們來說，防控疫情可以理解，但也希望往來無間的兩個城市，能夠在公共衛生政策方面有更多的溝通協調，「起碼能以一個綠碼，盡快回家看孩子，恢復正常工作生活。」這是他們最樸素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獨留港上班： 孤單好想家
港人裴先生是被疫情隔阻於香港的一名跨境上班族。家在深圳，平時在香港租屋，每周回深圳一次。春節後回到香港上班，內地疫情正是嚴重的時候，「在控關之前本來是有機會回去的，當時想的是，最好不到擁擠密集的地方湊熱鬧，所以就沒回，後來實行閉關及出入境隔離14天就回不去了。」裴先生沒想到，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個月，現在很想回去，但只能等待有關隔離政策取消才有可能。
恍如回復單身 缺口罩感緊張
他直言現在自己彷彿又回到單身生活，每天作息十分規律，「疫情期間，除了不能回深圳，其他一切正常，平時在香港也少出門，現在就更不出門了。只是在公司和住處之間活動。晚上夜班之後約2點半睡覺，早上9點左右起床後做運動聽英文節目。之後早餐並讀報，看看香港新聞，中午吃個簡餐後，會寫東西，物質和精神都有收穫。但也是非常想念家人，想念兒子。」
裴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兒子在深圳一所國際學校就讀，平時的學習都需要他指導，但現在只能通過視頻簡單地說明，不能在身邊隨時提醒。他坦言，在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十分擔心家人，「在內地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孩子有發燒一次，所幸去醫院做了檢查，無大礙，第二天退燒後，再沒有什麼症狀，就是一般感冒。」
此後內地疫情形勢稍緩，反而境外疫情擴散，獨在香港的自己心情也難免有些緊張。「主要是沒有口罩，全港都缺，那段時間口罩成為戰略物資，一個口罩我至少要用兩天。從深圳朋友圈裡買，也是郵寄不過來的。當時感覺一個人在香港很孤獨。」後來公司統一提供口罩，也有同事從海外購買回來分了一些，解決了基本防護問題，裴先生的心情才漸漸放鬆下來。
裴先生認為，疫情期間香港的防控辦法一直比較柔性和靈活，市民生活和出行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交通也一直正常。現在內地和香港疫情都得到比較有效控制，希望盡早重開關口，「香港與內地很多人都有要急切流通起來的願望，香港本地居民急需旅行和走動，生活在廣東的港人也需要回來。」
留深伴妻兒： 憂裁員失業
另一位港人陳先生也因為疫情，一直留在深圳家中。以往需要跨境上班，目前只能以電郵進行，有一些需要到銀行辦理的業務則無法完成只能轉託同事幫忙。陳先生供職於一家香港貿易企業，受疫情影響公司業務有所下降，他表示，公司對當前疫情隔離政策造成的不便表示理解，但業績不看好，很擔心一旦裁員，遠在深圳的自己會進入首批名單。
陳先生介紹，公司在深圳東莞有多個合作廠商，故他經常要往返深港兩地，在深圳結識了現在的太太，於是在羅湖口岸附近買樓，子女都在深圳上學。習慣了雙城生活，每周穿梭於口岸兩邊。
想復工去不了 朋友轉做微商
陳先生指， 去年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當中有多個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的措施，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亦提出讓港澳居民享受「市民待遇」 ，系列政策都讓港人對於在內地生活越來越有信心。惟疫情之下，兩地的交往突然剎車，令跨境生活一族突然手足無措。
「羅湖口岸不能走了，原來24小時通關的皇崗口岸也關閉，只剩下深圳灣口岸，從羅湖坐地鐵轉公交過去就要一個半小時。」他說，最初內地疫情嚴重，公司也表示無須特意從深圳回香港返工，後來香港疫情壓力增大， 「公司有一段時間也錯峰安排部分同事在家上班，減少開工人數，後來隨着疫情形勢緩解，多數同事已經回復正常的工作節奏。但受兩地隔離政策限制，我想去上班也去不了。」
陳先生擔憂地說，「太太要帶兩個孩子沒有上班，我是一家的經濟支柱，如果失業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現在也不敢隨便出去，如果哪一天口岸說可以通關了，能夠保證盡快正常上班。」
陳先生感歎，這次疫情讓身邊很多跨境工作的朋友都受到不少影響，「有一位在上水商場做銷售的朋友，現在留在深圳乾着急，每天在微信朋友圈發一些公司的產品，讓香港同事幫忙發貨，快成為微商了。」
他表示，剛開始疫情嚴重時往來需要隔離可以理解，但如今兩地都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新增病例，希望政府多考慮跨境人士的現實需求，放寬隔離限制，「像內地可以查詢手機行程，有綠碼表示安全，或者做一次核酸檢測沒有問題，就可以正常往返」。
港區代表：考慮跨境人士需求 可暫研「閉環管理」
「現在處理內地的業務都在網上進行，我的手機上多了10多個視頻會議的軟件。」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向記者表示，受疫情影響，近期他都在香港透過網上管理內地的業務，「大部分業務都可以，但比如要看活動場地，就沒辦法到現場去了，只能讓對方拍個視頻看一下。」他表示，深港雙方一直在溝通協商，但在未能完全放開的情況下，希望能夠多考慮跨境人士的需求，探討一些「閉環式管理」。
在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看來，疫情期間，全球流動都受到巨大的影響，封國封城封關的措施起到了一些防控作用，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辦法。但在疫情放緩以後，應該盡快思考怎麼注入讓要素流動起來，恢復經濟活動。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考慮到了基礎設施、科創、金融等領域的協調合作，其實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也應當納入其中。他指出，其實深港之間已經經歷了沙士（內地稱「非典」）這樣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當汲取經驗，建立一定的協調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