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
深圳歷經廣泛深刻而持續的改革開放過程，建立起了法治化的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比較好地發揮了政府作用，轉型升級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這種成功的背後還具有若干尚待深入破解的偶然性。
確切地說，深圳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等系列政策取得了成功，並不意味着同樣的做法在其它產業也會取得成功。
從實踐角度看，深圳也曾經採取過支持汽車產業發展政策，並不是很成功，廣州則是一鳴驚人。深圳也曾經制定了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政策，相對長江三角洲仍具有相當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深圳距離北京也還有很大差距。
這似乎說明，政府產業政策有效性存在着客觀的約束條件，這種條件可能表現為，產業政策成功緣於具備了產業發展的條件，這種條件可能源自於創新集聚優勢動態比較。
當我們對比深圳與廣州、上海在IT產業、汽車產業以及生物製藥產業的政策文件時，會很驚訝地發現，其中的差距並不顯著，實施效果大不相同。我們因此可能需要考慮的是，產業政策實施是以企業活動為基礎，以現實的產業分工方式為前提。
一個地區形成的產業集群會產生自我強化的優勢。政府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決定於市場選擇，而不是決定於政府意願。
深圳轉型升級植根於「三來一補」、山寨模仿的產業鏈的土壤，在與「北上廣」的市場經濟發育水平大致相同的基礎上，也會演化出不同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同樣是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推進轉型升級領域也會形成相同產業的績效差別，北京政策成功的產業，深圳可能不成功應當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因此，從更一般意義上說，有效的產業政策應當隨着產業創新要素聚集的動態變化而變化，有效的政府行為是支持配合企業和產業技術與組織方式的變化，而不是成為主導者。
同時，政府行為應當轉向為更具一般意義的經濟發展政策，其中人才政策、知識產權政策、有效的市場公平競爭政策，特別是鼓勵知識溢出性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關政府與企業關係，政府的前瞻性，產業組織方式，網絡化創新形式，仍然需要更多的深化研究。
（走向世界城市前沿的深圳系列六之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