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儒為讀者簽名。時值紫禁城600周年之際，歷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中國文物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李文儒受河南「天一文化講壇」邀請，在鄭州舉辦了「故宮院長說故宮：紫禁城600年」的分享會，與讀者聊聊故宮那些事。■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河南報道
「這兩年故宮博物院挺熱的，我也湊熱鬧，出了兩本書《帝王之軸》和《東宮西宮》。」李文儒被稱為「中國最懂故宮的少數專家之一」，他做了長達17年的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10年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如今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南開大學、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在書中他用第一人稱的視角，把他十幾年來關於故宮的點滴積累，整理成系統章節。有八卦、有文化、有故事、有照片，讓讀者在哈哈大笑中就可以徹底「解鎖故宮」，這套書被稱為權威的「故宮吐槽大全」。
從乾隆的「大白菜審美」到「慈禧太后一口氣要買100隻包箱」，從「建築垃圾堆砌的景山」到「不能護城的護城河」，各種新鮮有趣的八卦吐槽讀者都可以在這裏讀到。比如他在書中揭秘封建皇家生活，他認為高高的宮牆壓抑人性，豪門不見得就過得好。「一想到在數百年的時間裏，乾清宮一直作為皇帝的寢宮，問題就來了：1,400平方米的大空間，皇帝一個人，怎麼個睡法？能睡安穩嗎？睡得着嗎？」而站在三大殿高台得後邊望幾眼後宮，李文儒有時候會突然生出一些特別的想法：「在佔紫禁城近三分之一，也就是大約20萬平方米的後宮區域，怎麼可能，怎麼需要日日有成千上萬的宮女太監活動呢？」李文儒吐槽道，一個男人陷入女人和太監的世界裏，而且是幾百幾千個女人和太監的世界裏，能算正常嗎？能保持正常嗎？
所以，明朝的皇帝們，真有些很變態的。如2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30年不上朝的萬曆帝爺孫倆，木匠活幹得比皇帝活好得多的天啟帝，還有上吊前瘋狂的崇禎帝。「一時的荒唐愚昧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樣荒唐愚昧的制度竟然可以在堂皇的皇宮裏延續幾千年，真是不可思議。」
500年皇宮 100年博物院
但在嬉笑幽默中，李文儒有自己的態度，「二十一世紀的人如何看古老的紫禁城，如何看故宮。」
李文儒說他曾經組織過觀眾調查，發現有相當多的觀眾在離開故宮時，還在詢問：「故宮博物院在哪裏？」他也發現，不少人確實是抱着朝拜所謂金鑾寶殿、皇帝寶座、皇帝寶貝的想法進故宮的，離開時也確實更加強化了這種想法。「真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而李文儒則希望大家能夠理性看待故宮，「故宮博物院是引導人們理性認識帝制文化的『標本』，而不是讓人們崇拜皇權『明君』、嚮往權力財富及所謂『寶貝』的『聖地』。」
李文儒說，首先應該理清故宮的概念。現在人們統統用「故宮」來指代位於北京城中心的明清皇宮紫禁城，包括地鐵站名亦無例外，但李文儒說，確切的名稱應該是「故宮博物院」。
「紫禁城落成600年，其中近500年是作為皇宮，而近100年是作為故宮博物院。」從皇宮到博物院，紫禁城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呈現了三種文化形態。第一階段是皇宮，明朝永樂四年籌建，永樂十五年開工，永樂十八年落成。共歷皇帝25位。第二階段是故宮。「歷史上故宮多地多處，凡以往帝王的宮殿都叫故宮」。1911年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的帝制，皇帝退位，紫禁城成為故宮。故宮的前半部分歸中華民國政府管轄，成立古物陳列所，向博物館方向邁進；故宮的後半部分仍由以遜帝溥儀為首的「小朝廷」居住使用。第三階段是故宮博物院。1924年11月，溥儀被「請」出故宮。1925年10月10日，神武門掛出「故宮博物院」的匾牌。至此，與故宮的前半部分一起，昔日戒備森嚴的皇宮從此成為公眾自由出入的博物館。
李文儒說，紫禁城作為帝制統治核心功能的終結，是民主革命的結果；皇帝的舊宮殿轉型為人民的博物館，是民國時代的文化革新與新文化建設的結果。在紫禁城這樣一個不曾改動的空間中，隨着時間的流動，演繹着和累積着皇朝與民國、君主與民主、集權與公權的對峙與交替。
將傳統文化創造性地轉化
「以皇宮文化味代表的傳統帝制文化遺存，與以博物館為代表的現代公共文化建設，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採訪中，李文儒一直強調要以現代理性看待傳統文化。以現代社會追求的價值觀和努力創造的現代文明，回望漫長的帝制時代的制度文化、政治文化、社會文化、審美文化，則會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帝制文化中以帝王為軸心的利益集團對權力、財富、美色的攫取霸佔、爭奪交換，以及由此形成的習慣性行為與意識，是對現代文明建設危害最大的惡劣遺產。
但遺憾的是，今天仍然存在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帝王的立場上，以帝王的視角和口吻，對這一切津津樂道的現象。「歷史是用來研究借鑒、批評反思的，不是供後人模仿膜拜的。」
李文儒在書中特別談到了「午門城樓上的吳冠中」。2006年吳冠中決定向故宮博物院捐贈作品，李文儒邀請吳冠中登上午門城樓視察展廳。吳冠中站在午門城樓前，想到的不是多少個皇帝曾經站在這個地方的樣子，他看着台下青春靚麗快樂的年輕人，想到的是500年皇宮裏無數年輕女性的悲慘命運。李文儒說，吳冠中在這期間又創作了兩幅《紫禁城》，一副對帝皇之城，對皇權文化作出整體性的批判，另一副則以歡快、明麗、跳躍的色調，將紫禁城的色彩與遊人流動的色彩融合，對已經成為公共文化空間的故宮，抒發出濃烈的「今屬人民之城，輝煌照耀，不限古今遠近」的情懷。
李文儒說，吳冠中的紫禁城能給我們什麼？吳冠中的藝術表達，啟發我們在走進走出紫禁城的時候，在討論紫禁城的時候，要想到我們面對的是中國的歷史，談論的是中國的文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幾千年來以皇權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到底是優秀文化多，還是非優秀文化多？今天的人們，到底是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優秀的傳統文化，還是因襲了一些非優秀的甚至是糟粕垃圾的傳統文化？」
李文儒說，吳冠中的紫禁城就是紫禁城的背叛，可以引發我們繼續思考：如果我們的藝術家繼續沉迷在傳統的山水、筆墨、趣味之中，就永遠成不了偉大的藝術家；如果我門的公務員繼續沉迷在傳統文化中故步自封，就永遠產生不了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所以，不必說對於那麼多非優秀的傳統文化了，即便是對於優秀的傳統文化，理性的態度、正確的做法，也一定應當是創造性地轉化、創新性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