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最近，我的同事范家進教授發給我一則新聞，說默克爾總理離任了。儘管在宣布的那一刻，所有德國民眾都立在陽台上為她鼓掌。然而，至少在中國，她不像特朗普的離去那麼轟轟烈烈。而她的執政，也如她的離去一樣平靜，既沒有什麼波瀾壯闊的鬥爭，也沒有什麼個人的信念需要去維護。
曾經有一件事，是記者去採訪她，問了很多私事。她說他們的家務都是夫妻二人共同去做。衣服是下班後洗，通常在晚上，錯開用電高峰，但又不會太晚，怕影響到鄰居休息。然後，在回答完記者對她的詢問之後，她說了一句︰「我以為你會問我更多的國家問題。」言下之意，她的生活只是她的私事，記者理應更多地關注公職行為。這樣一句話，有一絲絲輕微的責備。卻依然是溫和的。
就是這樣一位總理，現在要離任了。她幾乎算得上是當前德國形象的縮影。
我對於德國的印象一直處於一種矛盾當中。它是我博士畢業旅行的目的地，但很難簡單地用好或壞來形容。在我前往柏林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傷痛記憶這樣深重的首都，但這兒是。到處都是柏林牆拆下來的遺蹟，街上是具有反思精神的現代裝置藝術。然後，在那個著名的猶太人博物館，從上而下的一切設計，與其說是在展示一種文明，不如說是傳遞一種「請勿凌駕於他人之上」的觀念。配合着這個觀念，他們會讓你踩上鐵餅鑄成的人臉，讓你自己體驗這並非愉快，也不是美的一種感受。他們也會收集二戰當中被迫害民眾的聲音，把他們的錄音放置在一面鏡子的背後，讓你聽到不一樣的故事，卻是同一種淒苦的聲調。即便不懂德語，這情緒卻是可以傳遞的。
當時同去的還有一位好友陸波。在柏林逗留之後，我去了國王湖，他去了奧斯維辛。我慶幸自己沒有跟去。否則，現在我頭腦當中對德國的印象一定是傷痛蓋過一切。
這樣的德國，這樣對自己所做過的傷害極力懺悔，始終耿耿於懷的情感，建立在德國人的善良之上。我感觸最深的事發生在德累斯頓。就在準備離開的時候，我發現顯示牌上沒有我的列車。我於是向一位女生詢問。那天陽光很明媚，她就在車站外的草地上看書。看見我過來，她把手中的書放在一邊，微笑着接過我的車票。當她發現我買錯車站的時候，忽然很着急地站起來，意圖拉我趕去另一個火車站的列車。就在離開之前，她向自己的行李猶豫地看了一眼，然後就拉着我奔出去。就這一秒鐘的猶豫，足以讓我感動。因為就在這極短的時間，她在自己的財產和我的利益面前作了一個衡量，並在衡量了得失之後，她依然選擇了幫助我。我想，這種情感上的取捨，一定是日久天長形成的一種民族品德。
默克爾和這位女生的形象是重疊的。她們都有一種質樸。而日常生活當中的這些點滴，也便是德國整體所奉行的哲學。正面的，例如康德，他所追求的唯意志論，無非是要用理性來壓抑住惡。另一位尼采，卻是這自省的反面。因為監管過甚，他尋求自我解放，並因此而瘋狂。尼采或許是另一種不常見的德國人的樣子。他解釋了德國人在納粹期間的行為。因為一旦壓抑太久，在某一個實在無法忍受的時刻，克制將會如洪水面前的那道堤防，潰不成軍。德國人是最善良的，而他們也做下了最惡的事，這或許就是善惡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