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相比2020年，2021年香港外部環境的最大變化當屬美國政府換屆，即「拜（登）上特（朗普）下」。去年11月選舉結果甫一落定，近年來與特朗普陣營頻繁互動的反對陣營頓時如喪考妣，似認定贏得選舉的拜登勢必對華放軟手腳。在香港社会，似也有部分聲音認為，特朗普下台後香港所面對的美國壓力將會隨之紓緩。歸根究底，核心問題在於，拜登四年美國將會如何打「香港牌」？其切入點、力度與打擊工具，將會如何影響香港治理？
分析這個問題，需從兩個維度分別入手。一則分析拜登政府外交、國安團隊近期涉港言論，再根據其談話的時空環境加以甄別，進而大致勾勒出其可能的行動選項；一則分析美國對華、對港策略之演變脈絡，抓住主線，由此研判新政府可能的對港路線。一則重證據，一則重邏輯；一則審視細節，一則縱觀大勢，而最終之綜合研判，兩者皆不可荒廢且須相互印證。
美對港政策服從於其對華戰略
拜登外交、國安團隊的陣容已然清晰--國安會由蘇利文、坎貝爾、羅森伯格主責對華戰略，國務院則交由布林肯掌執。該團隊過去一年的公開發言中較受重視者大致如下：去年5月間布林肯對香港國安法的表態，去年12月、今年1月蘇利文、布林肯分別在推特上聲援被捕的反對陣營頭目，布林肯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的發言以及蘇利文與前任國安會顧問對話時的表態。這些表態大多強硬，以示他們對反對陣營的支持！不過，我們研判時還需考慮到這些硬話的特殊政治時空：大選競逐、參議院審議提名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不可簡單地將之等同於拜登政府未來的對港政策。
拜登外交、國安團隊之所以對港嘴硬，當然受制於美國對華的整體氣氛，受制於中美關係變化的大局。美國的對港政策向來服從於其對華整體戰略，要評估對港政策必須要先判斷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
其实，中美關係變冷並非始自特朗普時期，而是早從2010年奧巴馬政府推行「亞洲再平衡」戰略（正是由坎貝爾操盤的）業已開始，只不過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公布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把話說得更露骨而已。此後，基辛格不僅判定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更在2019年11月形容中美「已走到冷戰的山腳邊」。簡言之，美國在過去十年已逐步放棄自基辛格50年前秘密訪華所開啟的對華「接觸」戰略（其實一直是「接觸」+「阻遏」）。
港「示範」內地戰略價值大幅縮水
以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為標誌，美國明確了在後冷戰年代的對港政策，其核心無外乎是對中國內地的兩大「示範」--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選舉政治，即「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這種「示範」無疑服從於對華「接觸」戰略，旨在透過香港的「示範」來推動內地經濟、政治制度的轉型。在「接觸」戰略已被美國官學界普遍認定失敗的當下，香港「示範」內地的戰略價值也隨之大幅縮水。
2019年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通過業已標誌着美國對港政策的結構性轉變。既然已經無法通過各種手段來掌握香港的管治權，無法扶植一個親美的政權，那麼出重手砸爛這個「示範單位」，美方也就沒有太多的顧慮。過去兩年間這一點業已相當清晰。在香港問題上對華擺出強硬姿態已成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共識，並不會因為「拜上特下」而有大幅改變。拜登政府的對港政策大致不脫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所確定的整體框架。因此，特朗普時期推行的多輪制裁措施，拜登團隊不會輕易撤銷，而去年在參議院折戟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很可能改頭換面重新來過，推出吸納反對陣營暴徒入境美國的所謂「避風港」簽證。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團隊多為外交老手，在操作手法和風格上與特朗普團隊大相徑庭：民主黨更重依靠多邊框架行事，也更重視在輿論場特別是網絡輿論場掀起「價值觀戰爭」，擅長把硬拳藏在金絲絨手套裏。
嘴巴雖然很硬，但是身體卻很誠實。想做的並非一定能做到，拜登自有拜登的難處，有他無法逾越的政經局限。美國內部問題重重，種族撕裂加劇，疫情壓力未減，近日得州暴風雪來襲再添新愁，更重要的是包括特朗普陣營在內的多股極右勢力始終虎視眈眈，中期選舉的擂鼓聲很可能會提前響起。拜登的主要精力恐怕要更多地應付其國內政爭，至少短期內不得不如此。
拜登對港政策或「嘴硬而手軟」
我們既不要對拜登四年美國對港政策緩和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該來的還是會來，甚至暴風雨可能比特朗普時代還要猛烈一些。但是，同時也不要高估了美國對港打壓措施的威力。特朗普政府實施了多項制裁措施，卻根本無法撼動香港政局基本盤，而拜登政府目前手中可打的牌已經不多了，且每張牌都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平衡不易，美方出手力度越大，反噬自身的力道也就越大。因此，嘴硬而手軟恐怕是拜登政府的選擇，反對陣營只能哀嘆不已了。
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談論美國對港政策，要清楚我們所談論的到底是哪個美國。國會山的取態與白宮並不完全一致，當拜登放軟手腳的時候不排除個別激進的參議員會玩出新的幺蛾子，以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為代表的美國政治NGOs也可能採取新一輪的攻勢。美國資本力量與政黨的利益也不完全重合，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更有着不同的利益訴求。這些都可能影響美國對港的行動選項。而中央在主導香港治理方面的作為，也可能形成一種特殊的動態平衡，引起美國政壇的連鎖反應，從而迫使拜登政府採取反擊措施。
無論如何，置身於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早已不是以前的中國，香港更不是修例風波前的香港，而香港治理成敗的關鍵所在，是我們如何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如何深耕社會，建立廣泛而牢固的「愛國者治港」聯盟。
（居安思危論香江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