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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文正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賀越明
詩詞唱和，佳作品評，自古便是文人間的風雅之事；近代以降，相互簽名贈書，更成為文壇中人的一種習俗，且流風所及，已不僅僅局限於文壇，而是更大範圍乃至許多重要場合的一種禮遇。曾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熊光楷將軍，因長期從事軍事外交，機緣巧合，而能獲得不少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軍隊統帥的親筆贈書，其背後往往蘊藉著一段因緣或佳話，有的還折射出國際風雲變幻，不僅令普通讀者稱羨不已，就是一般的簽名本收藏者也難望其項背。
說到簽名本，敝舍的書櫥裡也有若干種，但絕不算多，二位數而已。先師徐鑄成生前凡出新著，總會簽名贈我一本，一排共約十來種，沉澱著廿多年前在其門下攻讀研究生的歲月記憶。其他的，有昔日老師、同事和文友饋贈的，作者或已經謝世，或睽違多年，睹書思人，自不免感慨繫之。過去長年浸身於北美傳媒界，也曾專訪一些文化、科學界傑出人物，其中不乏世界級的，更有著作等身者，但我從未興起索求簽名本的念頭。如果對方主動贈予，自然視為一大美事，或可說明訪談成功，贏得對方適度的尊重；倘若對方並無此舉，亦在情理之中，內心不會泛起任何漣漪。興許是有點讀書人的清高，覺得彼此只是初識，並無深交，利用職責之便爭取簽名本，總不免過於唐突或功利，還是順其自然為好。
黃仲鳴先生在2月7日《文匯報》副刊發表的《「書迷」的簽名本》一文述及：上海的曹正文將所獲贈的簽名本，「逐本逐本在當年的《新民晚報》副刊影印刊出；」「及後，這些文章匯成一冊，曰《珍愛的簽名本》。」這裡說的是華東師大版，印行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該書也提到黃仲鳴所贈的簽名本《文林內史1：稿王．稿奴》，不過卻將黃的出生年份寫錯了，還擅自「任命」了金庸、倪匡為香港作家協會前後任主席。一篇短短的介紹文字，竟有「不少訛誤之處」，尤其是將贈書人黃仲鳴的年齡弄錯，「說得太老了」，難免不叫人啼笑皆非！
曹正文專談簽名本的書，我也有幸披覽，卻是二○○八年七月的上海人民版。據作者在「後記」中說，是將先前出版的《珍藏的簽名本》和《珍愛的簽名本》合二為一，「花了兩個月時間，逐篇訂正，並新增了近30篇。」他主編那份晚報「讀書樂」專版數十年，交遊廣闊，近水樓台，得以親灸不少大師、學者、專家和名流，廣泛搜求的簽名本確實珍貴。汗牛充棟，以一人之力而擁有三千五百餘冊，該是一筆多麼豐厚而特殊的文化財富！書香滿室，每一本扉頁均留有作者手蹟墨寶，又該是一個多麼風雅而難得的私人空間！關於那些書人書事，原想從新版《珍藏的簽名本》中窺見一二，不料卻讀出了一些不該有的紕漏，如黃仲鳴文中所指出的還僅僅是「硬傷」，而經不起推敲的「軟傷」更所在多有。
舉例而言，書中《新聞記者的十八般武藝—記徐鑄成》一文說，「他在回憶文章中提供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對我們了解舊中國的報刊史很有幫助。比如他談到當年當記者時先後得到范長江、胡政之等同志的提攜與賞識，」便不能不令識者啞然失笑！在時間上，徐鑄成比范長江早進《大公報》，而當范成為名記者時，徐正擔任要聞版編輯，並在范脫離《大公報》後當過編輯主任、總編輯，何來得到范的「提攜與賞識」之說？上海解放後，范和徐分別是《解放日報》、《文匯報》社長，地位不相上下，所謂「提攜與賞識」更是無從談起。說到「同志」這個含義特定的稱謂，徐、范曾短時期同事於《大公報》，范脫離後加入中共，徐當時無黨無派，未到「同志」的地步，只是後來在同一目標下以至同一體制內工作，才真正可稱「同志」。至於胡政之，倒是早年賞識和提攜徐的《大公報》老闆，屬於民國時期老一輩的職業報人，但他病逝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既未躋身於革命行列，也無可能供職於新政權。故而，在任何意義上，胡與徐都不會以「同志」相待相稱。從徐鑄成的著述，無論如何，是讀不出曾獲范長江「提攜與賞識」、對胡政之可稱「同志」的內容或意思的。那本關於簽名本的書中，這類錯謬還有一些，很容易誤導讀者，也很難不讓人對作者在讀那些簽名本上所花的工夫存疑。
藏書豐富包括簽名本多，自然值得珍愛和珍藏，即或「以獨得為可矜」，亦不足為怪。不過，藏書哪怕是簽名本，畢竟不是專供觀賞、把玩的古董，也不同於奇貨可居的投資品。事實上，與腹笥、學養也未必有「正相關」的聯繫。坐擁書城是一回事，「是否讀」以及「如何讀」則是另一回事。如若粗略翻過，便率爾操觚，以致錯漏百出，那不光是有損於簽名本的真正價值，還辜負了贈書人那一片雅意或一份苦心。風雅豈止在「簽名」？其中的道理，應該是不難想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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