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誠龍
在我們一般人的心理推演中，到得哪國留學，這人就會愛上這一國家。奧巴馬有個老弟在深圳賣了多年的燒烤，咱們有人就推論奧巴馬十有八九是個「親華派」。富有這樣思維的人，常常這樣推理：這人到某國去留學了，當然就會是個親該國派，去日的是個親日派，去美的是個親美派，去英的是親英派，去俄的是親俄派……民國許多人物都到外國留過學，按照文革的劃線，他們有海外關係，是「裡通外國」分子，而其實呢，他們心裡對所留學的國家並沒什麼好感，有些甚至還稱得上是痛恨。
民國狂人辜鴻銘出生於馬來西亞，十三歲就赴歐留學，所到國家甚多，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都曾留學過，可是他對這些國家，一直沒好感，他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看到英國教授，就用英語罵英國；看到德國教授，就用德語罵德國；看到法國教授，就用法語罵法國。林語堂先生回憶過一樁逸事：辜先生有次在北京真光電影院看電影，前座是個英國人，這老夫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一竿長煙斗，望人家的腦門頂，無緣無故地敲去一棍，那英國人不明就裡，以為是辜老夫子向他借火，趕忙乖乖地給他點火。這英國人沒想到，辜老夫子不是想借火，而是看到他是英國人，辜老夫子就來氣了。
與辜老夫子對外國人亂恨一氣不同的是，也有狂人之譽的民國教授劉文典痛恨日本，那就所來有自了。一九○九年，劉文典赴日留學，進入早稻田大學，在那裡讀了三年，他在去日之前，就是同盟會的會員，在清末民初，日本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庇佑所」，舉凡被清政府通緝者，往往都去日本「政治避難」，很多人因此成為「親日派」。劉文典在留學之初，對日本也是充滿憧憬的，後來他對日本恨之入骨，起於「九一八」事變。此後，他每次夾著講義上課，首先上堂「政治課」，痛罵小日本。與一般「憤青」與「憤老」不同的是，劉文典恨夷卻又師夷，他的學生回憶說：「劉先生愛國心的熱烈，真是校內無二人……每次上國文課，必花一部分時間，哭喪著臉向我們申說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我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有一段，劉文典上課時總是一副睡眠不醒的樣子，講話有氣無力，學生開始很不解，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每天晚上都在翻譯日本典籍，讓國人了解日本，從而以制伏日本。
七七事變後，日本人看到他有留日經歷，想當然地認為他定是個親日派，多次派人來說服他合作「東亞共榮」，有次還登上門來，遭到劉文典以漢語嚴詞相拒，日人甚惱：「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以日語作答？」劉文典凜然相答：「以發夷聲為恥。」日本人後來又打發周作人來做「思想工作」，劉對周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以發夷聲為恥」的，更有一個蘇曼殊。曼殊先生是「混血兒」，父親是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其父早年在日本經商，「娶日婦，因生君」，所以，曼殊先生「身形相貌，亦酷類日本人。」以身世而言，「日本為其第二祖國」，但是，曼殊非常痛恨日本，「生平惡日人為寇仇，僑居數稔，不肯操日語。」有回，他生了重病，不肯就醫，在床上呻吟輾轉好幾天，有友見之，硬把他拉到醫院裡去，日本醫生倒是非常熱情，望聞問切，「醫者款接殷勤」，而曼殊就是不說話，其友在旁邊越俎代庖，給他當「代言人」，等醫生去拿紙筆來記，轉眼功夫，曼殊和尚不見人了！尋遍了醫院每個角落，都沒影。其友回家，看到曼殊僵臥床鋪上了。其友怪怨說：你跑回來，也不跟我說一聲。曼殊說，我聽到你講日語甚是「乖舛」，你亂說一通，醫生開錯了藥，「疾病豈可亂施藥劑耶。」其友說：你的日語說得那麼好，你為什麼不說呢？曼殊斂容道：「君忘吾不操日語乎？」
朱自清至死不吃美國的「救濟糧」，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其實陳寅恪也有這一佳話。陳寅恪曾經喝過日本的墨水，抗戰時期，避難於香港，其日本同學寫信給日本駐港司令，叫他們別為難陳寅恪，所以日軍一直沒對陳寅恪怎麼的，而且還經常給他送米送麵，但都被陳寅恪給拒絕了，行將餓斃，也不為五斗米折腰；抗戰勝利，他與傅斯年等同仁，連續三天上街，一邊持酒狂飲，一邊又哭又笑，情形類同於杜甫聞說官兵收回了薊北。
象辜鴻銘、劉文典、蘇曼殊、陳寅恪等等喝過洋墨水，卻一點也不媚洋的，甚至恨洋的，在近代留學之後海歸了的人中，是多而又多的。絕大多數是因為祖國與其留學之國處於對立狀態，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向祖國這邊站隊。在這裡，他們是把祖國與祖國的統治者區別開了的。他們也許很認同外國的治政主導思想，比如很認同其民主與法制價值﹙辜鴻銘例外﹚；他們也未必對當時國家統治者認可，對其獨裁的執政理念，也很不以為然，比如劉文典，據說還曾經腳踢過蔣介石。但是，他們愛外國價值觀，卻不愛屋及烏，愛他們來侵略祖國；他們恨當時統治者，卻也不恨屋及烏，恨他們所制控的國家，這是兩碼事。從這裡看出，老一輩學人的思想胸懷，遠不是所謂「恨老娘不嫁給美國人」那類人所能比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