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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狄嘉
電盈通過私有化。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裡，只要每一個程序每一個步驟皆合乎法例規定，那是無可厚非的。無數散戶小股東就公開埋怨，大股東已腰纏萬貫了，還忍心在街邊躑躅迷惘行人口袋裡挖盡零錢嗎？
翻開報章的另一頁，白手興家的一名實業家余彭年，行善二三十年，最近還捐出六百萬元協助大學生立足社會，並已立下遺囑，將全部家產所值四十億元捐給社會，不留分毫給自家子孫！
兩相對照，是否諷刺強烈？
報章另一角刊載，美國高人氣總統奧巴馬下令，把接受政府援助的華爾街金融界高層人員的薪金，限制在五十萬美元以下。剛剛丟掉飯碗、陷於失業行列的幾百萬美國人當然拍手叫好，甚至認為政府行動太遲，早應該出手壓壓金融界搞手的貪婪行為。
當然，資本主義成熟發展的美國社會，也有人深深不以為然，恐怕奧巴馬此舉助長激進均富主義氣焰，反為阻延美國經濟復甦。
美國雖然是全球資本主義最當行的社會，可是，激烈的「均富手段」始終未曾完全絕跡過。每當經濟衰退、以及貧富懸殊差距極度拉闊，這些均富主張便又響亮起來。
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各式各樣的扶貧均富主張出籠，在各州和華盛頓立法議會皆有一定影響力。
舉例來說，路易士安那州州長龍虛宜曾主張，給予需要族群五千美元（折約今日約八萬美元）的房屋津貼，相當於現代的居者有其屋；另外，每人有一定金額之年薪以支持生活，其概念近似於現代的最低工資規定。龍虛宜認為，向年薪一百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徵收重稅，便可達到上述的均富的財政支出；他又認為，高收入者的上限應訂在八百萬美元，超出者盡數歸公。
此外，當時也有另一些政客主張，每個年滿六十歲的公民，每月獲發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津貼，條件是必須全數花費，相等於台灣今日的消費券。
這些極端主張最終都沒有被採納，隨後歐戰和世界大戰轉移焦點，美國經濟亦賴以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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