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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梁羽生、金庸、陳凡三人是同事加好友，後來隨著金庸離開《大公報》創辦《明報》後，由於各人的政治立場和人生旨趣不一，所以關係也疏遠了。
據梁羽生透露，陳凡文革期間曾以毛澤東的「大刀衛士」自居，並購了一把鋒利的小刀藏在身，狂態畢露。
後來聽熟悉內幕的人說，當年《大公報》連篇累牘地狂批金庸的作者「明眼人」，不是別人，恰巧是「三劍樓」好友之一陳凡。梁羽生也不值其所為，他在題為《亦狂亦俠能哭能歌——懷念︿大公報﹀前副總編輯陳凡》的文章寫道：「我親眼看見的是他在報上寫的罵人文字，他本是能文之士，文字的簡練尤其得到行家讚賞。但不知怎的，他在文革期間寫的罵人文章竟是毫無章法，不但欠缺邏輯，有時甚至可說是胡言亂語，不知所云。除了筆伐，還有口誅，激動之時，『友』、『敵』都罵，他的失態，往往使得朋友心酸。」（刊《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十月號）
梁羽生對老友陳凡的批評是中肯的。
梁羽生晚年對他多年的老友金庸的武俠小說評價極高。一九九四年，梁羽生就曾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表示，「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梁羽生以上的話，當是肺腑之言。一九六六年，梁羽生化名「佟碩之」，寫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論》（刊一九六六年香港《海光文藝》），指出：「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則較重。」
梁羽生晚年在接受廣州《南方周末》訪問時，曾比較他與金庸武俠小說人物的描寫，說道：「金庸寫『惡』、寫壞人比寫好人成功，寫邪派比寫正派成功，《書劍恩仇錄》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張召重，寫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但寫好人君子，段譽啊，不夠精彩。我自己寫邪派怎麼樣寫，都不夠金庸那麼精彩，我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
無疑，梁羽生是開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他的舊文學根底較深厚，所以小說中引用不少詩詞歌賦，也許這正是他自稱的「名士派」；但梁羽生也許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小說人物有點臉譜化，正邪涇渭分明；相反，金庸並不受此限制，小說人物不拘一格，亦邪亦正，人物與小說情節雲譎波詭，變化層出不窮，加上恣肆汪洋的文采，把新派武俠小說推上嶄新的高峰，沒人可以企及。
過去很多人以為梁羽生是先於金庸入《大公報》，其實不然。金庸在上海已被吸納進《大公報》了。一九四八年春胡政之在香港籌備《大公報》復刊，金庸也隨《大公報》要員來了香港。《大公報》於一九四九年初在香港正式出版後，梁羽生才來《大公報》應徵。據知，總編輯李俠文委任金庸考核，是金庸錄取了梁羽生的。
梁羽生與金庸一樣，除寫了一千萬字小說外，還寫下不少文化隨筆，包括散文、評論、隨筆、棋話，筆名有陳魯、馮瑜寧、李夫人等，並著有《中國歷史新話》、《文藝新談》、《古今漫話》等等。 （二之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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