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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梁小島、李卓賢 文：李卓賢 圖：李卓賢
多得前人一筆舊賬，最近又有不少媒體叩門宋以朗。進出宋家加多利山的門庭之間，記者告之管理員要尋訪這位張愛玲的遺產代理人，對方沒查問甚麼，看似早已見慣不怪。總以為一個人對某類問題回應太多，好比定期考試碰見同一題目，先是感恩如此簡易，繼而感到重複麻木，可宋以朗統統一式化解：我是讀統計學出生的，回答問題也就鋪陳事實，列明起源。這正如他談論《小團圓》出版緣由：「因為某些理由，我做了這樣的決定，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同意決定以前，先要理解事實，才可形成你的意見。」
大概以任何理由接近宋以朗的人，都會先對他的香港老家感興趣，一來張愛玲曾於該處客居（不過幾個月而已就成了標籤），二來數千呎對一個單身男人來說實在大了點。1952年他的父母宋淇（林以亮）與鄺文美（方馨）夫婦帶著子女與傭人來港，最初住北角繼園，與張愛玲在52至55年間曾為毗鄰造就「半生緣」，至1959年繼園拆卸，才舉家遷至現址。
宋淇既為著名電影人，也為出版名人，偌大居所自然成為電影人文化人聚腳點，加上家裡孩子與傭人，熱鬧非常。然而宋家姊弟在1968年留美讀書，這裡後來成為宋氏夫婦養老的地方，直至2003年，宋以朗因回港照顧母親，才在香江重新落腳。母親在2007年去世，現時只照顧一位患老人痴呆的老阿姨，每天問她記不記得自己。
「八隻狗，其實沒甚麼好揀」
宋以朗留美三十年，洛杉磯也好，紐約也好，總之大城市他就喜歡，居所只須聽不見鄰居的電話錄音，更不要附送草地。於他來說，全世界最辛苦的事情就是打理草地，如果加上兩棵樹，到秋天的時候落葉又多，清早的時候有幾隻吵耳的鳥，「簡直世界末日。」他如此形容。
從前好些雜誌和他做專訪，筆觸間總流露淡淡寂寞，記者則疑心那不過是觀者自我投射。宋以朗怕悶沒錯，有一段日子在美國中部，陪著同事去看賽狗，「但坐在那裡，很難相信做人做到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隻狗，其實沒甚麼好揀！」而他在學生時代，由美國東部到西部，由北走到南，看佛羅里達州的海明威老家，經過美國中部的麥田，晚上在車上睡覺，睡醒就拿著地圖四處行。都是一個人，「邊個咁得閒做D咁匯嘢。」
所以說悶與不悶，可謂豐儉由人。
要拍馬屁就免了
也好比記者都不太理解宋以朗既為博士，為何不在大學做研究，而四處亂晃。
宋以朗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onybrook）統計學博士畢業，曾任全球第二大統計公司KMR的顧問。
「做研究讀博士，主要是在過程中學會了甚麼，不可能以為論文有甚麼革命性高見，人家不是需要這些東西，要明白人們為甚麼接受你那篇論文，其實看你的風度。」在宋以朗的經歷中，學院其實不太理會論文寫甚麼，主要考你懂不懂專業術語，在TOPIC DEFENSE中能否有紋有路，以決定有無資格和教授博士平起平坐。就算進入了學院，為了爭一張終身長約，又要搞很多政治和人事，又要寫很多與研究無關的計劃書，對他來說要搞政治，很沒意思。
可能你會說，做人就是韋小寶，但對宋以朗來說，受閒氣總比拍馬屁好受。他後來在Arbitron做全美電視收視統計，計算百多個客戶的收視率，讓廣告商知道收視，制訂市場策略。「電視收視率最簡單，你憑著你認為的方法去做，做得對，不需要理會別人的說話。」當然電視台也有遷怒他們的時候，但頂多只能發洩不滿，財大氣粗推翻不了數理原則。
逼出來的兩文三語
宋以朗自言未有遺傳父母的語言天份。父母對子女在這方面「從來沒有教甚麼，也沒說翻譯技巧甚麼」，宋淇也說「讀文科搵唔到食」，可是環境卻培養了宋以朗個人的語言才華。宋家本身慣說上海話，而宋氏夫婦為了子女，又多說廣東話，而小時候的宋以朗很意識到本地人對南來者的歧視，強逼自己說地道方言，後來負笈異鄉，又要運用英語。宋以朗做統計做翻譯，卻自謙數學不好，語言只屬因勢利導，但他沒否認從小記憶力好，就像他母親記下張愛玲說話做語錄，他過去已很留意別人的口音與用詞。
這令他在1986年有過一段特別的翻譯因緣，在政府工作的大姨母「臨時拉伕」，找宋以朗當法官的傳譯，翻譯臥底暗探與香港移民黑幫交談錄音。宋以朗在裡面聽到很多黑道語言，有時覺很可笑：「裡面沒有電影裡的江湖義氣，例如這條街有五人收保護費，其中一人坐牢，出來以前數被人收了，還預支三個月，抵你死，還旨意人家畀安家費。」他也經歷過台灣情報機關指使竹聯幫暗殺旅美作家江南一案，這名美籍華人寫宋美齡的書進行勒索。在這案中，宋以朗又被指派去聽台灣方言。
憑藉翻譯與統計的本事，宋以朗回港後開設個人博客「東南西北」，是為一門不收錢的「生意」。往日宋淇看十多份早晚報，雖為右派，仍讀《大公》，左右互搏，今天宋以朗每天留連網海，喜歡同一件事不同報紙的看法，捉中外失實報道，結果全球每天有人「聽候發落」。問他「好玩在甚麼地方」，他說好玩在「找到假新聞，知道又有外媒上當了，於是很開心」。最近有新聞說懷疑青島富豪因不抵金融危機而「裁員」情婦，造成情婦撞山車禍假象，宋以朗就查出這是假新聞，令該報查出記者從小說中得到啟發，繼而道歉，又令到借題發揮的外媒道歉。「2008年之後要小心，」宋以朗警告，他指，以前報道甚麼是沒人理會的，現在多了中國網民，就算事情不一定錯，以他們的搜索能力與群眾壓力，往往能逼人道歉。
張愛玲是我的責任
如此生活多姿多彩，又自得其樂，張愛玲的遺物更令他的生活變得多事。人們不厭其煩地問宋以朗「眼中的張愛玲」，對他來說，張愛玲不過是父母的一位朋友，只見過一次半次，有時傭人收信時會說「張愛玲的信又來了」，大家私下也沒有交往。宋以朗更不是張的粉絲，他對文學的態度是「一講文學價值就有個人的觀點」，盡量不說文學部分，只交代歷史事實，多則告訴你張愛玲的遺囑並沒有說銷毀《小團圓》；少則對照張的作品與書信，找出張愛玲多少虛實。
「未回來以前（張愛玲）對我的影響是零，我只知道她和父母過身以後，我會是遺產執行人，就算我回來照顧媽媽，我也不認為可以做一些決定。」但在鄺文美過身後，宋以朗不得不考慮了──既要考慮皇冠出版社和前人面對的無理指摘，又要履行一個版權持有人的責任。啊，還得文質彬彬地與我們這些好事之徒花幾天幾小時閒話家常。
「張愛玲在將來都會成為你的責任了。」記者補充。他說：「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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