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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集會，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會後遊行示威，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葉 開
關於「五四」，我上中小學時，還是動不動紀念「五四」的。到了大學，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紀念得似乎最積極，從上到下，一片喜氣洋洋的嚴肅，似乎萬象更新，畢其功就在此一役。剛剛讀了龔鵬程先生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那時他參與的一系列反思「五四」的學術活動，台灣和大陸竟然有惺惺相惜，彼此取長去短的意思。可惜，中國文化於二十世紀多有未盡之劫數，看來好事終須多磨，這也就廝磨了起來。
然後，物極而反，開始了淡漠的過程。
關於「五四」，似乎包含著起碼兩種以上的記憶形象。
我個人從小的形象記憶，是北大的少年英豪翻牆而入痛打外交官和「火燒趙家樓」的光輝形象。這個形象，跟革命的熱情相結合，非常壯美，而漸至於水滸梁山那些好漢們剜心吃肉的大氣概了。還有一種是文化革命的形象，好聽點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力們的意見是「全盤西化」。到底是西化成什麼樣子？是白化還是赤化，有待爭論，並且有待水落石出。最後的結果，就是現在，不知道是什麼「化」。
「化」這個字，在甲骨文和金文裡，意義最明顯：兩個人反向相背，有如後來的太極圖。轉動起來，則漸至於無物。所以，「化」是很高深的學問，但是弄不好，卻會搞成上海人說的「搗漿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最能明確的是「現代化」，而且是四個。「現代」一詞，聽起來非常悅耳，但是什麼是「現代」？現代的好處是什麼，短板又在哪裡？卻缺乏認真的分辨。
記得去年十月在北京開會，嚴家炎先生就我發言的一個紕漏，在會後吃飯時，很認真地給我進行了「啟蒙」：「打倒孔家店」這口號不是「五四」時期提出的，而是胡適的發明。他在為《吳虞問文錄》寫的序言裡面說吳虞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人」。嚴家炎先生是嚴謹的前輩學者，他把《新青年》全都翻過，沒有看到「打倒孔家店」的字樣，且形成了論文。嚴家炎先生說，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寫文章發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評論》上，跟美國的林毓生教授商榷「五四」問題，可惜沒有得到林毓生教授的回應。嚴家炎先生的這個研究成果，是要證明「五四」並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意思。蓋因「五四」以來，激進思潮越來越熱，想到什麼都是「全盤」，要麼全盤否定，要麼全盤接受，沒有中間過度和寬裕。這跟傳統的「中庸」思想，固然是徹底的不妥協了，中國到底要去往哪裡？卻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九十年而至於今日，我們似乎仍然在兜圈子，打游擊，玩小孩子藏貓貓遊戲。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反思上也有點狂飆突進的意思，曾達到過一些深度。拜讀龔鵬程先生的文章而粗淺得知，那時候兩岸頗有些求同存異一起反思的意味。可惜，後來形勢不對，雙方都只能跑到雲南等邊陲之地研討，並至於不了了之。
總體來講，學界都執著於好與壞這種角度，而不去深入反思其背後的深層思想原因和這種思考的角度的利弊得失。林毓生教授去年來華東師範大學思勉研究院講課，談韋伯的「Ideatype」，說他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五四」，發現其中有一個致命的死結，即魯迅等先君子既出於舊文化，又如何能夠徹底超越？
不管怎麼說，按照嚴謹的學術邏輯來反思和按照放火燒樓的角度來想往，是絕然不同的角度。貓吃魚，狗吃肉，各有所好，和而不同，有甚麼不好？一定要強令人人都往暴力上和狂人上模仿，未見得是明智之舉。
時間過得真快，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是大學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我和同學們在跟著老師們起哄，下午一點多，我們或許正在人民廣場溜躂玩。那個時候，很多本來隱伏著的大人，或許錯判了形勢，以為天氣有變，生怕藏著太嚴，果實都被別人摘走了，都按捺不住，紛紛出來參加摘果子活動。摘著摘著，就發現不對頭了，樹小人多，搖搖欲墜，遂作鳥獸散。
春末，本來就是萬物萌動，陽氣上衝，夫物蕓蕓，都蠢蠢欲動。然後，各復歸其根。
我們總說歷史是螺旋上升的，二十年了，歷史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九十年了，歷史是熵的衰退還是正向增值？這些都需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思考。
「五四」這樣一個雙重的運動，具有豐富的雙面性，後來的思考遠遠不夠，也不深入，更談不上徹底。
大陸某作家撰文呼喚「狂人」，以為這個社會不夠完美是因為缺乏「狂人」。而事實上，現在的「狂人」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暴力的「狂人」不說，文化「狂人」更是不計其數。對知識的學習上，大多是暴力思考模式，是革命的思考模式。是推翻前人，重打江山的好漢幫的氣概。文學如此，文化如此，莫不如此。這一代人，總的來說，記憶中的「五四」就是個暴力的、火燒的形象。而對於其中的「文化運動」，不甚了了。
「狂人」不是新鮮貨，魯迅早就呼喚了。喚出什麼來了？斜著眼睛看人看世界，都是惡人壞人，是吃人的世界，對傳統文明成就的一棒子打倒，再踏上一腳。於魯老夫子，可能是這樣說著找個好姿勢的，後來者，卻奉如聖旨，這就可怕且可悲了。「五四」的激憤青年，在推翻舊有的一切時，倒洗腳水連孩子也潑掉了。「五四」後二十年，學界不無反思，反思得似乎還很深入，胡適之勸人們「 多幹實事」，很多實幹家去調查鄉村，搞鄉村文化建設和基礎教育，也有人對「火燒」進行了法理上的批評。這些反思，可惜後來都被徹底中斷了。 以至於現在反思「五四」，在我們的腦海中，還是火燒趙家樓的美麗猛烈，是英雄好漢武二郎手刃二十來人加上老幼婦孺的動人形象。一把火燒掉，這是爽快的事情，從秦皇到項羽而至於破四舊，放火的事情，不可謂不多，但是爽快之後，一片廢墟。
而所謂「五四」，除了「火燒趙家樓」這個動人的英豪型男魅影之外，還有「新文化」反思中輸入並且早就被中斷了近半個世紀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現在的「賽先生」，似乎活得有點滋潤，且要扶正成為主義和唯一的觀念了。然而，「賽先生」一人獨大，未免寂寞，且缺乏根基。最重要的「德先生」，現在的狀況又如何呢？現代化的最重要內涵，到底是「賽先生」還是「德先生」？我不故意做搖擺，我明確地覺得還是「德先生」。沒有「德先生」，要達到「思想獨立」和「精神自由」談何容易？「德先生」是土壤，「思想獨立」和「精神自由」是果子和果樹。
傳統的現代化還是現代化的傳統，都繞不過「德先生」，沒有「德先生」做根基，「賽先生」越滋潤，就越可能滋生狂妄和暴力。
「五四」既是一個舊話題，也是一個嶄新的話題。
如果不能談，談不透，把它淡忘掉，倒也算是一個巧妙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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