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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尉 瑋 圖：由受訪者提供
說起舞台設計師，一般人的印象是，這是一個當仁不讓的「配角」，最大的讚美，也不過只是「幕後功臣」，聚光燈下沒有他們的位置。所以，當「香港藝術發展獎2008」將年度最佳藝術家獎的獎座遞到舞台設計師曾文通手上時，我心裡忍不住有一點激動。
12年的設計經驗，超過100個舞台作品。曾文通說，「一念間一場空」，舞台燈滅，一個作品便已終結，何必執著？我想，大概因為他是一個捨得「空」出舞台的人，所以才有了台上空寂中的那點禪意。
one-man-band又何妨？
1997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曾文通學舞台設計，玩話劇，更跳現代舞。舞台設計不是他的第一最愛，對表演藝術，他有自己的看法。
「進演藝，我不是選擇舞台設計先的。我選的是表演。在進演藝之前，我搞很多業餘劇社，在裡面甚麼都做。那些劇社大多沒有甚麼佈景，大家的第一目標都是做戲，其他的都是一腳踢。進入演藝，我表演和舞台設計都報了，後來被後者錄取了，但我還是一直搞戲劇的活動。比如說有一次我們要做一個舞台模型，我們就向老師申請讓我們在裡面演一段，發覺出來的效果好有趣。做一個空間出來讓人進去活動好過做一個抽象的模型。」
甚麼都學，甚麼都做，他是名副其實的「多面手」。「我不喜歡純的舞台設計，我喜歡的是作為整體的表演藝術。因為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相通的。燈光、攝影、舞台，我都想學。畢業以後，我的第一個作品，是跟一個編舞到德國去。一個跟一個，表演過程中，touring manager啊，台、燈、聲啊，舞台總監都是我。在這個one man band裡面，我學到很多東西。整體去理解整個表演藝術是很重要的，很多時候我們的理解是很狹窄的，把它切割了，比如說部門制。當然部門制有它的好處，一個大劇團，如百老匯，每場連道具都會細分到手提的和大型的、機械的和非機械的。但對我來說兩邊都要學。演藝學院就是去學很正規的一套，部門和部門之間有很多文書的來往，很多協調的工作；另一方面我還是玩業餘劇社，自己一個一腳踢。這兩邊都不能偏廢，不然對整體的理解只是一個角度。」
有「捨」才有「得」
如此強調表演藝術的整體性，那舞台和人之間的關係呢？曾文通的舞台上，時常留下令人詫異的空白空間，所以這麼多年來，人們樂於用「簡約」來形容他的美學定調。就像他最為人樂道的作品《兩條老柴玩遊戲》，用三個同心圓暗喻人物之間的糾葛與由此顯現的存在主義荒誕感，「一景到底」的簡潔亦讓人印象深刻。
為台灣優劇團的《禪武不二》所設計的舞台中，他同樣空出大片的舞台，僅用兩個大型佈景－－傾倒的大型木柱與橫亙於舞台上的巨型佛手，來點出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那點禪意。台北藝術節藝術總監李立亨就曾評論說，正因為設計師願意「捨」出設計，「捨」出舞台，才「得」以造就舞台。
「人和舞台的關係很重要，所以在舞台上我總是放很少的東西，讓出空間給他們。就像我做一個桌面（他指著身前的圓桌打起了比喻），我會從上面不斷拿走東西，人不只是站在上面，還可以流動。但這個桌面仍要做出來，而我，就是做這個桌面的人。但並不是不能多，多也有多的做法。如果舞台滿到讓演員感到約束，好像浸在一堆垃圾中，但種『浸』恰恰是這部戲背後的一種涵義，那也沒有問題。我也曾經做很繁複的舞台，東西多到不得了，比如說曾經在西安華清池做一個戶外歌舞的舞台，好誇張，道具都有二、三百萬。」
不以「簡約」劃地為牢
唐式的宮燈、金龍椅……很難想像這樣的舞台和曾文通有甚麼關係。
「哈哈，很多人以為我是做簡約的。但是我回頭想，其實不一定，都是相通的。你對設計有一種美學，但這種美學也是整體的，不會規限在『簡約』或是『複雜』中。我現在做了12年，大家找我都是為了我的『簡約』，二來大多數的戲也真的是很簡單的，只有一個景，多數的團也沒有甚麼錢。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沒得不簡。當然，我對簡單是有一些喜好的，但是不是複雜就不行呢？不會啊，要我做一個很寫實的景也沒有問題。很好笑，很多時候你是被人定了型的，但是風格這個東西其實是會變的，哪怕畢加索也是這樣。香港很得意，很喜歡去『定』一個東西，可能比較方便去認知吧。但這樣是不是好呢？對我來說，是要不斷超越和變化的。」
現在戲劇的發展風潮，越來越傾向回復到最初最純樸的狀態，以尋找和突顯演員和表演的特質。對於曾文通而言，這也正是他對戲劇的觀念，但不斷地變化才是未來的路。
「從《老柴》開始，我已經跳脫了一些東西，不再像之前那樣去做。那個可能只是一把刀，而我想要多發現幾把不同的刀。我相信這是一定能做到的。因為當你有一種去跳脫的慾望的時候，其實一定可以去很多不同的方向。這和藝術家還不大一樣，藝術家很個人化，而我要面對不同的劇本和導演，每個命題都不同，不能用自己的一套永遠去套。」
北京一年
在平時的生活中，他是一個探索者，喜歡拋開地圖隨著自己的直覺行動。他喜歡在香港陌生的街道中穿行，喜歡學習禪理，修行瑜伽，也有計劃到印度菩提迦葉去體會修行。他說自己每過一段時間，就總想突然離開香港，去另外一個地方沉澱一下，摸索一些東西。2003年，他在北京遇上了中央戲劇學院的舞台美術及劇場建築專家李暢—他口中的「知識寶庫」。2006年，他乾脆住到北京近一年，每天和李暢老師暢談，尋找自己關於中國的感覺。
「我經常覺得，我的『簡約』其實是從中國來的。我非常喜歡中國畫的留白、雕塑的簡約，那些東西很有力量，很吸引我。雖然現在我的作品看起來很像西方，但裡面的核心仍然是中國的。我留出空白給觀眾和演員，就等於我在畫中留白給觀眾去想像。有你的想像，這畫才成立。只不過，在劇場中，實際上是留黑，讓舞台空在黑中。」
在北京，他與老師談布萊希特，談中國的《茶館》，談自己所不了解的前蘇聯的表演體系；也看國家話劇院，看人藝，甚至是農民工的舞台表演。他驚訝於那用國語演繹外國作品卻魅力不減的科班功力，也感動於那些粗糙真實完全沒有預算、拿著一支蠟燭或手電就演出的表演熱誠。
我很好奇，這所有的所有怎麼融到了他的作品中。他低頭想了想，說：「並不是設計風格改變了，而是對表演藝術的看法更廣闊了。」
讓一切都復歸舞台。下一次走進劇院，我想從台上去辨認曾文通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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