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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 資料圖片
閔良臣
胡適先生原本有一女兒，名叫素斐，五歲時因骨結核病夭亡。一年半後，胡適在夢中竟夢到了女兒，夢醒後起來即以《素斐》為題作了一首詩，並且是「一面寫，一面哭」。這大約就是人們常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吧，說明胡適思念女兒太甚。
胡適在給妻子江冬秀的信中敘述這件事時，還提到一件小事：在哥倫比亞，一個舊同學請他吃飯。這個同學有一兒一女。女兒幼小時有病，後來雖然好了，身體也還不是很強壯。胡適去時，她在睡覺，後來醒了，聽說胡適來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媽媽去，說『要看看胡適』。我去見她，她不過八歲，坐起來喊我。我心裡很感動。」若是在中國，一個八歲的小孩子，對像胡適這樣的尊貴客人去了，大約只能稱「胡伯伯」，而直呼其名，要算大忌，一定會被大人當面呵斥。然而，我們從胡適信中不僅看不出孩子的父母認為有什麼不該，胡適先生也是還「很感動」。這大約就是不同文化傳統、不同人格教育的結果吧。
老師根本不教畫畫
曾讀到過一則短文，說中國孩子畫完畫，經常問老師「像不像？」而美國孩子則是問「好不好？」可別小瞧了這點差別這點不同，這些孩子的將來從這差別和不同中似乎就能「注定」他們很大的人生走向，甚至簡直就可以說：「兩國孩子將來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許已隱約地體現在這不一樣的『問』中了。」那麼，中國的孩子為何是這樣問，美國的孩子又為何是那樣問呢？這就與他們各自接受的傳統文化教育不同有關了。
作者講了自己移民到美國的所見所聞。先是他5歲的兒子進了當地一所美術學校，上繪畫班。可沒想到，這孩子去了不到5次，就開始叫喚，說不想去了。孩子說：「老師根本不教畫畫，一點都不教！每次都是給一個題目，就叫我們自己畫，想怎麼畫就怎麼畫，愛怎麼畫就怎麼畫，老師一點不管。畫完了老師就知道說『好哇！好哇！』好什麼好 ?! 那些美國小孩的畫，根本就是一塌糊塗！」後來，這位移民通過親臨孩子班裡觀察，發現「天哪，那些美國孩子有站着畫的，有跪着畫的，也有趴着畫的，說『八仙過海』一點不為過。『八仙』們的筆下所繪，更是不敢恭維：不成比例、不講佈局、不管結構、無方圓沒規矩，甚至連基本的筆法都沒有」。然而，這位移民由此似乎也明白了，「教」美國孩子學畫畫，老師往往不設樣本、不規定模式，讓孩子自由地去「構圖」，這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麼「範本」，孩子畫的畫也完全是一種「創作」。正因是這樣，這些美國孩子自然也就不會問「像不像」了。而如此培養出的孩子，思維充滿創造性和活力，日後才可能是開創性的人才。而中國的孩子，從小就把「像」作為自己最高的追求，中國的老師對他們所教的孩子往往也是這樣要求的。
兩種「正直觀」
那麼，我們為何會是這樣的老師，又為何要這樣教孩子呢？說來真是感慨繫之。
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關鍵不過是文化、是教育、是制度。
先來看孔子當年與葉公的那場關於何為「正直」的著名辯論。
葉公，本名沈諸梁，只因在葉縣做縣令，又稱葉公。這位兩千五百多年前在今天河南平頂山市葉縣做過縣令的葉公，在當時其實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只因一句成語「葉公好龍」，以訛傳訛至今。《戰國策．楚策》記載：葉公治理葉縣——當時叫葉邑——期間，「興修水利、灌溉農田，使地富一方、境強四域，受到了人們的尊重和敬仰。」
話說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一行來到河南葉縣，談起「正直」。葉公說，我那裡有個坦白直率的人，父親偷了羊，他去告發了。孔子說，我那裡坦白直率的人和你這兒的不同，我那裡是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見《論語．子路》）。
現在說贊成兒子去舉報父親，會令很多人聯想到文革中那種殘酷的「大義滅親」，甚至會認為一個人連親情都不講了，用孟子罵「無君無父」的話，這人豈不是「連禽獸也不如」了？可如果不考慮有文革那樣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瘋狂時代，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實事求是，建設一個法治社會，那麼，我們就不應曲解「正直」二字，因為不論從字面還是本意講，「正直」這兩個字都不可能是孔子所講的那個意思。即使按易中天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作的最現代、最具「權威性」的闡釋，說孔子那話的本意是：「君要做得像個君，臣要做得像個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也仍然沒有敢於說兒子替父親隱瞞偷羊就能證明兒子做得像兒子。
再來看美國哈佛大學是如何做的。先說曾有一個名字叫哈佛的來自英格蘭的牧師，在自己的遺囑中，將其擁有的一塊地皮和250本書贈給了一所學院。這所學院發展到後來，就成為了現在聞名世界的哈佛大學。這所大學一直將那有紀念意義的250本書珍藏在學院的一個圖書館內，並規定，學生只能在館內閱讀，不允許將書私自攜出館外。1764年一個深夜，一場大火燒燬了圖書館，那250本珍貴的哈佛遺贈，只有一本僥倖地保存了下來。之所以能有一本保存下來，是因為那本書被一名學生私自帶出了圖書館，打算在宿舍裡仔細閱讀。火災發生後，這位學生立刻意識到，手頭的這本書，已是唯一倖存的稀世珍品了。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決定還是將書交還給學校。收到書的校長，先是深深地感謝這位學生，但感謝之後立即下令將其開除出校。校長理由很簡單：這名學生違反了校規。
有時想，中國若是讓那位告發父親偷羊的「正直觀」成為一種「思想」並從而成為「傳統文化」，我們今天的教育還會是這個樣嗎？我們還會那樣教孩子嗎？有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就會跟着有什麼樣的傳統文化，有什麼樣的教育；而有什麼樣的傳統文化教育，自然也就會教出什麼樣的孩子，就會有什麼樣的民族，有什麼樣的國家——這，都在中國的歷史上寫着。
人格教育不可忽視
現在可以肯定地說，人類世界除了那些不可思議的超天才，都是學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就是那些不可思議的超天才，倘若一生下地，便要其與世人隔絕，這超天才恐怕也只能像一粒超級優良種子，沒有提供「發芽」的條件，還是白搭。
18世紀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在他去世前由他的學生經手出版的《論教育》中說：「在人類的種種發明創造中，有兩項可以看作是最困難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為「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成為一個人。人是教育的產物。」然而，「父母和執政者害了孩子。前者只關心使他們的生活能夠過得舒服，執政者則把他們當成統治的工具。二者都是從事物的現存秩序出發來教育兒童的。但是真正的教育應當以培養能夠適應整個人類美好未來狀況的人為目的。這樣他們才能創造出這種狀況來。」那麼通過什麼方法才能創造出這種狀況呢？康德認為，學校根本不應由國家來掌管，因為一切文明都是從個人積極性開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於教會人們思考。而李大釗當年在接受訪問時的談話中說：「教育只是偏重知識，而忽於使用知識之人格，知識也不過是作惡的材料，這是一定的。所以至少於每小時授課之餘，當授以三五分鐘的人格教育。」（引自《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2卷第186頁，中國人民大學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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