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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很多年前看過一部電影，一直忘不了這樣的片段：流落異鄉的印度茶童想念家人，便找寫信先生給他寫了一封信，末了，寫收信人地址的時候，茶童說了一條村名，寫信先生說，這樣的村名，在印度有好幾千個呢。唔，就像中國的陳村、李村、坑尾村、井頭村……小小茶童於是沒法把信寄給他的家人了。
有一次，在廣州火車站對面的郵電局打長途電話。在大堂裡輪候的時候，兩個維吾爾族青年走到我身邊，其中一個用普通話對我說：他要打電話回家。然後說了個地方名，叫我給他在登記表格上填寫漢字。我找了一張白紙，寫了幾個發音相近的漢字，問他：是這裡嗎？他看了看，反問我：是這裡嗎？
弄了半天，圍攏了一大堆人，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個地方。另一個維吾爾族青年在旁嘰嘰咕咕，做了一大堆手勢，事情就變得愈來愈糊塗了。
我離開郵電局的時候，兩個維吾爾族青年還坐在大堂裡，他們顯然還不明白：幾個不一定準確的發音，不可能變成他們根本不認得的幾個方塊字，而這幾個方塊字也不可能準確無誤地幫助他們聯絡上家裡的人。
沒有奇蹟。我想，那兩個維吾爾族青年也許就像印度茶童那樣，永遠無法在異鄉跟家裡的人通起訊來。
如果真的要寫一封長信給多年不見的異地朋友，就可以跟他們說清楚一切的事情嗎？我知道他們的地址，他們的電話號碼，我們用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但卻有許許多多說不清楚的問題，許許多多因時間而變質的事情，永遠無法說得清清楚楚。
據說這是一個無法溝通的年代。你問我吃了飯沒有？我應該回答明天大概不會下雨或者廿四味不含脂肪。答非所問，拒絕溝通，無法溝通，可能已經是對溝通這回事的共識了。
如今他們都已經離開了這個安定繁榮而暗藏動盪的城市，留給我的也許不單單是真實的回憶，也許還有一些幻覺——覺得還有很多事情可做，又意識到在朋友之間的寬鬆的氣氛裡好像也有許多說不清楚的禁忌，精神時常有點恍惚，深宵裡會給乍響的電話鈴聲嚇得心跳加速，我想我在這個時刻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魄力和理智，完整地用文字記述離亂的故事了。
我們都不免是雙重標準的。我們對人對己有時寬容有時苛刻，有時容許（應該是容忍）一些對我們來說比較疏遠的人的所作所為，即使對我們有千般傷害，都好像懶得去跟他們計較；可是也許因為有愛，我們對親近的人一兩句無意的說話卻總是耿耿於懷，有時會想：怎麼連最親密的朋友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便覺得人和人的關係實在脆弱。我們對一些人根本無所要求，所以對他們寬容的；我們對一些人又好像相對地苛刻，那僅僅是因為對他們有太多的要求嗎？
當然明白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但並不是以我的判斷為依據的，我必須承認，即使他們一度是我最愛最親近的朋友，但我對他們的想法總是有時不對，正如我所堅持的有時可能出於固執有時可能基於認識的局限。當我們理所當然地批判、諷刺、褒揚、責怪、抒情、懷疑和肯定的時候，也許就是和真相互相交遇，然後漸行漸遠的時刻了。
於是便愈來愈相信：答非所問，心不在焉，拒絕溝通，可能已經是對溝通這回事的共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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