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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中國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是急切的文化保育項目。 資料圖片
柏 葦
在《語文雜議》開始第一篇《普通話和方言》的結尾，筆者提及「瀕危語言和方言」，寫下了這麼幾句話：「近期國家十分重視拯救瀕危語言及方言的工作，一些因各種原因導致社會上應用的人很少，有面臨消失之虞的語言及方言，現正組織專業力量加緊調查研究，把珍貴的語言資料搶救下來」。借此機會，就讓我們來談談瀕危語言、瀕危方言的問題吧！首先，我們得弄清楚何謂瀕危語言，何謂瀕危方言？根據語言學家的調查，世界上大約有5000－6000種語言，其中已有上千種語言在近一百多年中陸續失去交際的功能，從社會中消亡。而這一趨勢還在繼續，估計到了本世紀末，現存的語言及方言將會有90％以上繼續消亡，到那時，世界上通行的交際工具，大概就只剩下各個國家、各個地區中使用的官方語言或具有較強優勢的地域方言了。所謂瀕危語言瀕危方言，顧名思義，指的就是這些日趨消亡而尚未完全消亡的語言或方言。看一種語言或方言是否瀕危，主要是看看它的生存狀態。
使用率低 處於瀕危
有學者認為從語言使用者和語言自身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就語言瀕危的程度將瀕危語言進行層級的劃分。拿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來說，據民族語言學家的的的狀態。像滿族原有的滿語，由於長期以來各地滿人都使用漢語，滿語早已在社會中日漸喪失其交際功能，也就難逃瀕危的命運了。又如畬族原是個古老的民族，是有本族的畬語的，也因為畬族人口雖有六七十萬，但散居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廣東東部、以及江西、安徽、湖南、貴州等省個別地區共一百多個縣（市），他們大都使用一種以當地漢語方言（主要是客家方言）為基礎的「畬話」，原先屬於畬族人民自身擁有的畬語，使用者寥寥無幾，早就處於瀕危狀態了。
至於漢語中分佈各地的複雜方言，除了官話（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閩方言、粵方言七大方言，人口都在數千萬以至數億（官話），是不可能消亡以外，同樣也存在一些或處於七大方言區之內、或一時難以歸入任何方言區的、使用人口很少、使用範圍很窄的方言土語，由於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或受到周邊強勢方言的影響，或經受不起共同語在全國大力推廣的衝擊，使用的人越來越少，導致最終也免不了走上瀕危之路。
拿我們的廣東省來說，粵西茂名的「正話」和粵東陸豐的「軍話」就都屬於瀕危的方言。就「軍話」來說，早在半個世紀前，我參加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到海南島調查黎語時，就發現處於天涯海角的崖縣縣城（今歸三亞市）就有幾千人說着與周圍的海南閩語截然不同的「軍話」，經了解這些人原是歷史上南戌邊疆的軍人後代，而明顯屬於北方方言系統的「軍話」，正是他們世世代代承傳下來的母語。事隔半個世紀，近期當我的博士研究生丘學強以瀕危方言的「軍話」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時，他在調查中卻發現不僅在海南的崖縣，在廣東的陸豐，還有廣西南部的北海地區，福建閩中的永安一帶，同樣也存在着自稱是「軍話」的漢語方言，現在看來，粵閩瓊桂四省區的「軍話」，基本上都屬於瀕危方言了。此外，珠江三角洲的蛋家話，以及粵東的「畬話」，也都是處於瀕危狀態的語言（方言）。其中住在粵東的畬人，早已說着當地的客家話，只保留少量有特色的詞語，而不再說「畬話」了。畬族先是喪失本民族原有的「畬語」，後又連倣傚當地漢語方言所形成的「畬話」也陷入瀕危的境地。語言或方言之所以瀕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當今人類進入信息化的時代，信息化也成為加速弱勢語言及方言消亡的重要因素。凡是沒能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沒能進行信息化處理的語言文字，大概都屬社會通行率較低的弱勢語言或方言，它們都面臨瀕危的厄運，隨時都有消亡的可能。
保護語言 復甦文化
語言或方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作為人類的財富，它承載着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任何一種語言或方言的消失，都有可能導致一些重要文化現象的喪失，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正因為這樣，打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瀕危語言和方言一直受到語言學界的密切關注，保護和拯救瀕危語言及方言成為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九十年代初就陸續啟動了拯救瀕危語言及方言的一系列措施。1992年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哲學與人文科學國際委員會（CHSH）提出編輯《瀕危語言紅皮書》的建議，同年8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語言學家常設委員會通過決議，呼籲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對尚未研究或尚未充分描述的瀕危語言在語法、詞典和教科書以及口頭文學等方面進行描述」。
接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1993年定為世界範圍內搶救瀕危語言年，呼籲各國組織語言學家開展對瀕危語言和方言的保護和搶救工作，此後接連於1995年在日本召開瀕危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996年在西班牙召開語言政策問題的國際會議，敦促各國從政策上採取有效措施實施對瀕危語言和方言的保護及搶救。……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也為此進行了許多的工作。例如在美國，一方面是語言學家們加強了對瀕危語言的調查研究，一方面政府也針對境內印第安人的土著語言，採取了一些保護的措施，有些地方還開展了英語和土著語言的雙語教育，並組織出版了關於瀕危語言的學術論文集；在英國，專門設立了瀕危語言基金會，並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陸續舉行過多次有關保護瀕危語言問題的研討會；在澳洲，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原住民語言的研究和應用問題，明確規定實行多語制，在大學裡舉行澳大利亞瀕危語言論壇，設置瀕危語言的電子資料庫；在日本，東京大學於1994年成立國際瀕危語言資料交流中心，政府又在1997年頒布了《阿依努文化促進法》，積極促使接近瀕危以至消亡的日本阿依努族土著語言的復甦。……這些例子充分說明近一二十年來，聯合國和世界上一些有影響的國家，都在保護和搶救各種瀕臨消亡語言及方言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工作，也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反觀我們這個語言和方言眾多而複雜的國家，應該說，這方面的工作是相對滯後的。
好在近期有關方面也已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意識到保護和搶救我國瀕危語言及方言的工作，實在是搶救我國寶貴文化遺產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為此。在本世紀初，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把「中國瀕危語言方言調查研究與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列為重大課題，由社科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和「語言研究所」分別組織專家隊伍對瀕危民族語言及瀕危漢語方言開展具有搶救意義的調查研究工作。通過幾年來的努力，已經取得明顯的成效，一批揭示瀕危語言及方言真相的專著正陸續出版問世。
前面提到的、反映我們廣東粵西的「正話」及粵、瓊、桂等省區「軍話」的兩本著作，就已作為調查研究瀕危方言的首批成果正式出版了。其中丘學強的《軍話研究》，出版後深受海內外語言學界的矚目，不久前「李方桂語言學論著獎」就把2006－2007的「優等獎」頒給了此書，這也是中國大陸學者首次獲得這一具有國際性權威的語言學獎項。
瀕危語言及方言問題正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作為語言資源特別豐富的大國，保護和搶救瀕危語言及方言的工作任重而道遠，為了拯救和保護人類寶貴的語言文化遺產，我們期望這一迫在眉睫的工作能夠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有計劃地持續進行下去，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語文雜議．之十一，作者為語言學家、暨南大學教授詹伯慧）（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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