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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個人的利益，就可以不擇手段嗎？ 網上圖片
王曉華
大約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部分國人迅速喪失了體驗和言說羞恥的能力。他們心中只有博弈的勝負而無義與不義之別。倘若開車闖紅燈被攝像頭拍到、行賄受賄露出了馬腳、論文抄襲受到譴責，那麼，很多當事人和旁觀者都會將之歸結為運氣不好。於是，恥感文化不斷地喪失自己的精神領地，日益走向衰微。
中國人為什麼喪失了羞恥感？恥感文化緣何在這個曾以重視道德著稱的國度走向衰落？可以從體制等眾多角度考察這個問題，但我只想敞開一個事實：恥感文化的衰落與信仰缺失之間的關係。
中國古代的恥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維。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恥意識，是因為它預設了天道的規範性：「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者，恥也。」這種語境中的羞恥感固然源於人的內省，但內省的原則源於對天和天道的信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面對廣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欺騙是徒勞的：「吾誰欺，欺天乎？」既然天和天道不可欺，人才需要「誠乎中，形於外」，不斷省察自己的行為，對不符合天道的念頭和言行感到羞恥。這種信仰在漢代董仲舒那裡獲得了強化，更加深刻地影響着中國人的內心生活和行為舉止：「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則畏之以威。」人和國家倘若行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譴責、懲戒。對於普通中國人來說，對天的敬畏之心是道德感的基礎。在苦難和危機降臨時喊一聲「天」，個體既可以獲得救贖、皈依、解脫之感，又可以為自己的思與行提供準則。
正因為虔信天可懲惡揚善，國人才會祈禱和懺悔。在關漢卿的名劇《感天動地竇娥冤》中，竇娥雖發出了「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的質疑和感慨，但仍然相信自己的冤情會感動湛湛青天，故而祈求天降異象，以證明自己的冤屈。後來，青天果然使白練無血、三伏降雪、楚州亢旱數年。顯然，竇娥心中的天無時無刻不在對世人的言行進行審判。有冤情者會通過天之裁決為自己伸冤，犯過錯者也由於因天命之劍高懸而生出畏懼和悔恨之情。正由於以天道為尺度，國人的內省才有了依據，恥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續。
與國人相比，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個體更習慣於懺悔。懺悔又稱告解，乃信徒承認之罪失的行為，幾乎總是顯露出明晰的羞恥意識。個體懺悔的對象表面上是神父，實為上帝。他們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時刻從最高的高處審視眾生。上帝不但以終極目標引導世人，而且律法約束信徒的思想、言語、行動。如果說對上帝的敬畏促使人懺悔的話，那麼，當上帝的律法內化為內在的道德準則時，行善的自豪感和犯錯的羞恥感就會同時誕生。每當我閱讀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時，我都會被作者懺悔的激情所打動。奧古斯丁的懺悔對象是位於「天外之天」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無限者。如果沒有對至高者的信仰，那麼，他就無需時刻坦白自己、敞開內心、訴說自己的悔恨和羞恥意識。由此可見，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同樣源於信仰。
信仰之所以會造就恥感文化，是因為它為人設定了終極目標和絕對法則。有了終極目標和絕對法則，人才可能判斷自己當下行為的意義，從而對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即將發生的事產生自豪感和羞恥感。沒有終極目標和絕對法則的引導和約束，人當下的行動就會缺乏方向和尺度，就無法區別正義和不義，自然會淪落為無恥者。中國當代恥感文化的衰落之所以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是因為90年代的中國開始進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階段：由於複雜的因緣際會和力量博弈，傳統的對天的信仰、從西方泊入的共產主義信仰、晚清以來開明知識分子培育的對自由、平等、博愛的信仰，均被衝擊、壓抑、解構乃至遺忘。隨之而來的是精神上「無法無天」的時代，勝者為王的叢林法則開始支配大多數國人。此後，在眾多國人參演的漫長生活喜劇中，我們可以看到勝者、敗者、羨慕者和嫉恨者，卻絕少會發現知恥者和懺悔者。大凡腐敗（從行政腐敗到醫療腐敗、學術腐敗、教育腐敗）而被揭露，人們的本能反應是：此乃鬥爭之結果，被揭露者和懲罰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權力主體。在這種語境中，要求他人懺悔和言說羞恥成為展示權力的手段，拒絕懺悔和言說羞恥則成為自我保護戰的關鍵環節。於是，幾乎所有關於懺悔和恥感的話題都指向他人而非內心，源於內省的羞恥感成為稀缺的體驗，恥感文化日益孱弱。
公正地說，並非所有中國人都喪失了羞恥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舊在從高處和遠處審視自己，為自己的不義和缺失感到羞恥。遺憾的是，與龐大的無信仰和無恥感的人群相比，他們不但數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處於被遺忘、忽略、抑制的邊緣狀態，其所造就的恥感文化難以影響更多的人。對於絕大多數國人來說，如何培育感受羞恥的能力仍是個問題。道德感歸根結底源於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國人的精神之天，就無法全面重建恥感文化。
（本文作者為深圳大學當代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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