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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夢飛
最近幾年，香港興起了所謂「女性主義劇場」，不乏以女性創作者為重心、積極為女性「發聲」的作品。而「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中的《植夢的愛麗思》，更開宗明義：「以劇場意象編寫出一幕幕關於疾病、想像和女性主義的論述。」
《植夢的愛麗思》（Alice Dreamiosis）以蘇珊．桑塔格的劇作Alice in Bed為藍本，描寫文豪亨利．詹姆士那個滿有才華，卻疾病纏身的妹妹愛麗思，如何遊走於疾病以及《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想像世界，藉以探討女性所面對的身心局限。
初次接觸這部作品時，忍不住好奇：Alice這個英文名字，中文多譯作「愛麗絲」，為何本劇偏偏選用較少見的「愛麗思」？沒想到打開場刊，竟發現一段更有趣的文字：「我是愛麗思。想像中的愛麗思。躺在床上的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愛麗斯。貝多芬的愛麗絲。隱喻着Sontag的詹姆士．愛麗思。」這連串的「愛麗思／絲／斯」，究竟有甚麼寓意？
原來，Alice的典故牽涉甚廣，除了場刊提及的幾位Alice外，在昆德拉的〈愛德華與上帝〉，以及活地亞倫的《拾夢情真》裡，都有名為Alice的女性角色（註1）。然而無論是哪一位Alice，似乎都逃不了《愛麗絲夢遊仙境》中「天真可愛」的女性形象枷鎖。因此，曾有婦女運動以「Alice Doesn’t」為標語（註2），希望從男性手中奪回詮釋權，建立女性自主的表達渠道。
由此可見，本劇刻意把Alice翻譯成「愛麗思／絲／斯」，似乎以名字的再度詮釋，為不同的Alice賦予各自的個性與命運，擴大「Alice」這個女性符號既有的指涉空間。當然，所謂奪回詮釋權，不過是在既有的框架中，嘗試轉換角度看待事情，仍不足以粉碎框架。正如在本劇中，來開派對的白素貞、林黛玉、張愛玲等，縱使在台上聲嘶力竭地表白心聲，於台下觀眾看來，依舊擺脫不了「傳說中」那個不容動搖的形象，也難怪黛玉說到「我怕愛滋、怕老」的時候，觀眾席會傳來陣陣笑聲。偏激一點來說，那一個個粉墨登場的，並不能算是「人」，而是一種符號，承載着古往今來的女性形象——哪管千嬌百媚各具個性？統統只是茶餘飯後口耳相傳的「女人」！就像Alice究竟是愛麗思、愛麗絲或愛麗斯，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Alice一定是「她」。
事實上，《植夢的愛麗思》不僅以爭奪詮釋權突顯女性作為符號的困境，更以舞台演出的本質，反思「女性發聲」的意義與價值。
所謂舞台演出，可以粗略理解為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這種關係，大多以「觀看」方式呈現——也就是說，舞台上的種種表現，一早已經帶有「被觀看」的設定。因此，我們不免懷疑，究竟台上黛玉、愛玲的自白，是她們對自己的詮釋，還是為了詮釋黛玉、愛玲而設計的對白？
同樣道理，本劇中的眾多女性角色，常常為自己拍攝照片、錄影片段，似乎有照見自我的象徵意義。可是這種對自己的審視，必須透過他者的角度進行；而參與審視過程的，還有台下近百位觀眾。換言之，投射在熒幕的女性影像，展示的不是當事人怎樣看自己，而是她在我們眼中怎樣呈現。
有趣的是，在現今這個世代，被審視的不只是女性，而是整個性別系統。所以《植夢的愛麗思》特別安排飾演愛麗思父親的楊振業，多次換上鮮紅的傳統女性衣裙，揭示詮釋性別的困難，以及既有性別形象的荒謬。
Marjorie Garber在討論易服者的舞台表演時，正正提出了「性別互涉」的意念，認為性別一如文本，可以透過符號（例如服飾）的轉換，指涉多元的性別取向。可見本劇所關懷的，並不限於個別女性或單一性別，而是當性別奠基於符號與符號之間時，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如果Alice不過是某種性別符號甚至性別成見，近期大熱的「港男」、「港女」概念又何嘗不是？那麼，愛麗思強調的「我不過是反對被詮釋……我不是病了」，是否同樣適用於目前的香港？
註：
1. 更多關於Alice的典故，可參考梁秉鈞先生的〈愛麗絲夢遊〉，原刊於1991年3月24日《星晚周刊》，「越界的藝術」專欄，或見於
http://hk.myblog.yahoo.com/leungpingkwan/article?mid=211
2. 女性主義學者Teresa de Lauretis十分欣賞這句標語，後來更成為其著作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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