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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舒蕪
■徐迅雷
2009年8月18日，87歲的舒蕪告別了人世。舒蕪恐怕是現當代最具爭議的文藝界人士，隨着他的離世，這世界能夠遠離紛爭而變得安寧寧靜些嗎……
若干年前，我買到了舒蕪的《哀婦人》一書，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篇幅不菲，50多萬字，彙集了著者自1944年跨入文壇之後60年間關於女性問題的思考篇章，可謂其平生「哀婦人而為之代言」理念的全面總結。按舒蕪自己的說法，他關注女性問題，是受了五四的影響；「後來又從我的母親、表姐妹和我教的女學生那兒感受到：女性是應該受尊重的。」
書中很讓我震撼的，是《談海瑞殺女》一文。海瑞年僅5歲的女兒，僅僅因為從男性家僮手中接了一塊餅吃，就被海瑞認為是亂了「男女授受不親」之大防，犯了不貞之罪，遂逼其自動餓死以贖罪。舒蕪很憤然：海瑞自許為「司風化之官」，可見他的性道德觀與政治觀是統一的—說他會以理殺人，毫不過分。舒蕪論云：「這樣的父親，以及嘖嘖稱道這樣父親的論者，今天來看固然是虎豹不如。諺有云：『虎毒不吃兒。』便是律以儒家最嚴格的禮法，這也太過。禮法規定七歲男女不同席，那個女孩離七歲還差兩年哩。」
儘管關於海瑞殺女的史實是有爭議的，有的說有那麼一回事，有的說沒那麼一回事，但不管怎麼說，舒蕪對女性的關愛，在文人作家，或說人文作家中，確是數一數二的。「二十文章驚海內，一片婆心哀婦人」，這是著名學者朱正為舒蕪寫的輓聯，可見《哀婦人》一書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哀婦人，哀婦人，「婦人」是一個如何情感複雜的詞語呢？「婦人」可是賈平凹著名小說《廢都》裡的習慣用語，這也曾引來諸多批評。然而，在《哀婦人》中，「哀」才是關鍵詞。哀者，是同情，是關懷，是體恤，當然也有憤慨，也有無奈，其中最本質的詞只有一個，那就是—愛。《哀婦人》的書名當然不可以換成《愛婦人》，可本質意思卻就是那樣。
復旦大學一群80年代出生的女生，曾以莫大的勇氣與非凡的膽識，改編上演了女權主義經典話劇《陰道獨白》，從而使許多國人知曉了這部話劇。僅僅那話劇名稱，就有非常衝擊力。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我向來不喜歡「主義」一詞，《哀婦人》之關愛女性，也不是以「主義」自居的。哀婦人，絕不僅僅是歷史，它是血淋淋的現實—在荒謬的「文革」中，舒蕪的妻子作為一名老師，被學生活活打死，這不正是活生生的「婦人哀」嗎？而在京城，「文革」中被學生打死的老師不在少數。
晚年的舒蕪，有不少睿智之見。特別讓我想不到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瞭望》雜誌上，舒蕪刊文倡言「廉政肅貪要有新聞自由」。文章說，「時至今日來喊廉政肅貪，已經是亡羊補牢，但這時來補仍勝於不補；而首先切要之舉，我以為就是盡快制定新聞出版法，切實保障和規範新聞出版自由，對於官吏貪污以及一切黑暗，開展強大的輿論監督。只有在新聞出版上實現公開化和透明度，貪污腐敗才無所遁形，擴大不了，也縮小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輿論，不止一次揭發了貪污受賄大案，一直揭到總統首相。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本質上不同，越是實行新聞出版自由，應該越能使大家都看到我們的領導人是清廉的人民勤務員。倘對此尚有瞻顧遲回，不相信群眾的辨別力，只希望一語定乾坤，實為不智之舉。」這是真理性的發見，二十年過去，如今聽來，仍有振聾發聵之感。這哪是「哀婦人」，這分明是「哀新聞」，更是「哀時政」。
作為書生的舒蕪在書中「哀婦人」，而「哀婦人」的人其實也被他人所哀。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發表了舒蕪交出的他與胡風的多年通信，並配寫編者按語。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在全國展開，胡風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詩人和作家，後來都成了「胡風分子」。由此，舒蕪永遠背上了歷史的罪責。
舒蕪當年所「揭」胡風致他的信，按晚年舒蕪自己的說法，並非他主動「出擊」所提供的，而是為核對一篇他批評胡風「宗派主義」的文章而被《人民日報》有關記者借走的，因為那篇多少有些學術意味的文章中主要引用的就是胡風給他的信件當中的材料……結果卻是被上面的上面的上面「充分」利用了，從而導致了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悲劇結果。
被動與主動畢竟不一樣。被動者，大抵是歷史的悲劇者；因為—他們是「被」歷史「巨人」所「動」的。然而，「被動」或「主動」，如何鑒定？這是一個歷史難題。賈植芳教授2008年在92歲上逝世，他是「胡風集團」裡的重要分子，因此飽受磨難。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記者問他：「你怎麼理解舒蕪1955年做的事？」賈植芳直言不諱：「賣友求榮。」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後，一次賈植芳等人去京城看望舒蕪，舒蕪請吃飯，之後他們到琉璃廠逛書店，大家一句話不講，舒蕪看太沉悶了，就跟賈植芳說：「老賈，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頭，而你過去寫成草字頭。」賈植芳說：「我寫得對，你小子草菅人命。」
在那個時代，舒蕪在與胡風的「文人相爭」中，不免是有私心的。不過那僅僅是文人藏在皮袍下的「小」。但無論如何，舒蕪都是一個「過河小卒」而已。在今天，我們所哀的不僅僅是「婦人」，舒蕪本身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哀人」。
該案件中的關鍵人物林默涵，曾經在1989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上載文說，「1955年4月的某一天，舒蕪來到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找我。他交給我一本裝訂好的胡風給他的信件，說其中有許多情況，可以看看。當時我認為私人信件沒有什麼好看的，就一直放在書架上，沒有重視。隔了一段時間，我偶然拿起來翻了翻，發現其中有許多暗語……」這裡所言的事情的開端，與舒蕪晚年面對電視鏡頭的口述有很大區別，究竟哪個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外人實難辨別。不過，林默涵所說的後來的情景，大致就是那麼回事了：
「於是我把舒蕪找來，請他把信中人們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註釋，把信分分類。我看後把它交給了周揚。周揚於5月9日把胡風寫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蕪提供的材料清樣以及《文藝報》的編者按語一同送給毛主席。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揚的信上批示並改寫了按語，即5月13日《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舒蕪揭露材料的題目由《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改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文藝報》原來的按語，現在已找不到了，但我記得它的內容和語氣都要溫和得多。毛主席寫的按語，將胡風小集團定性為反黨反人民，這是出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
林默涵這裡的記憶有點偏差，見報題目不是《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而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反黨」或「反革命」，本質倒是一樣。總之，胡風問題已由文藝論爭，轉成了反革命問題。今天讀那氣勢逼人的按語，仍讓人感到喘不過氣來，比如這樣的話：「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和銷毀更好些。」（見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第6頁）
確實，在那巨大的棋盤上，舒蕪無非是一個被巨人的巨手所移動的卒子—「他被政治輕輕地利用，又被政治重重地拋棄」。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
哀婦人，這是男人的可貴情懷；哀男人，那需要如何廣博的情懷呢？或許，只有恆久而博大的歷史，才會擁有哀男人的情懷……
（《哀婦人》，舒蕪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定價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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